Philoco

今天是北京大学第六届NGO文化节，英强虽然通知我晚了点，时间本还是足够的，但最近事情较多，堪称史上最忙的一周，加之经验不足，准备的有些潦 草。

到了百年讲堂发现我们果然是装备最简陋的，为节约成本连易拉宝都没有。当然也不全是成本的问题，关键是我以前没有搞过这玩意儿，已经请朋友义务帮忙 设计了海报，实在不知道易拉宝还要怎么设计。事后总结一下，其实即使上面挂满了照片也是蛮吸引眼球的。

宣传册因为来不及搞也没有弄，我自己攒了一份宣传单复印了100 份。这点简陋倒没什么，别的NGO那些精美的小册子似乎反倒不舍得见人就塞。这次多位立人之友来帮忙，马达、陈楚风、何声芳，还有深圳立人之友郑源的朋友 李华女士，我们充分发挥人多的优势，大力宣传介绍，100份宣传单顷刻发完，我赶紧又去加印了200份，活动结束时也基本用完。散发过程中不断解答疑问， 几个人一直没闲着，对乡村教育感兴趣的人还是非常多，像北大青藏促进联合会、团委等组织也非常想和立人合作，而这些有着公益诉求的大学生也正是我们急需 的，这种交流机会果然很有价值。

准备工作

我们的展台

本打算通过视频连线让感兴趣的朋友和各分馆的义工直接交流，无奈现场网络实在是卡，看到四川那边阿飞和围了一圈的小义工强烈要求视频，就把电脑摆在 那里给他们现场直播我们的情况，况且我们这几个人几乎一直在解答问题，也顾上不上他们那头了。
倒霉的是在四季庭院的宣讲立人排在了最后一个，轮到我上台的时候听众已经不多了，好处是没有多少人看到我的丑态，遗憾是效果打了折扣。不过今天的成绩是显著的，效果是可喜的，经验教训是下次要早点召集立人之友献策献力，像马达兄和何声芳本来这种经验丰富，原可以助我准备的更充分。

上周参加Feel Good World沙龙，有一个叫做乐创益的公益组织上台介绍，他们据称是建立设计师和劳工间的联系，让设计师的小众产品也能投入市场，让更多的劳工有工作。回来查了下，原来我在中关村逛过的创意市集和他们是合作关系，那次的确见识到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设计。

介绍中他们提到公平贸易（Fair Trade）的概念，公平贸易在欧洲比较流行，在国内还比较陌生，维基百科上的定义是：公平贸易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在贴有公平交易标签及其相关产品之中，它提倡一种关于全球劳工、环保及社会政策的公平性标准，其产品从手工艺品到农产品不一而足，这个运动特别关注那些自开发中国家销售到己开发国家的外销。

实际上对公平贸易一直有人批评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补贴，但支持者声称由于信息不完全等劣势导致在一些第三世界地区“市场失灵”，而当地许多农民多半缺乏其他谋生技艺，无论价格如何低落，只能更加的依赖农作物。

在我查到的大部分关于公平贸易的资料里面，大半笔墨都是用来强调受惠农民和劳工生活有了多么大的改善，但是HOW? 不知道是不是参与公平贸易的热心人士做好事不留名，关于fair trade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很难找到有用的资料，在google上刚敲出 “how F”就自动提示补全“how fair trade works”，看来对此疑惑的人还不少。

在国际公平贸易标签组织(FLO)的网站上我看到了一些案例，基本上大同小异，我举坦桑尼亚的咖啡豆生产联盟Kagera Coffee Union (KCU)为例，他们的具体举措是：

1. 自己建设出口办公室，缩短产业链；
2. 建设速溶咖啡厂提高附加值；
3. 传统产品转有机产品，提高附加值；
4. 自己建银行，提供低息、小额的贷款。

读者可能都听过那个斧子煮粥的故事：从前有个穷人因生活拮据便到邻家一位吝啬的老人那里去讨碗饭吃，他知道直接表明来意是肯定不行的，便事先带了把斧子。见到邻家老人后穷人说：”我有一把神奇的斧子，如果把它放到沸腾的锅里就可以煮出美味的粥来，只因我家中贫穷，一无所有，所以想借你家锅来煮碗粥喝。”老人听说斧子可以煮粥，不但感到好奇，还想到反正在自己家绝对不会吃亏的，便爽快地答应了。

穷人让老人帮忙用木柴生起了火，然后把斧子洗干净放到锅里煮了起来。等到水烧开后穷人亲自品尝了一口后禁不住赞叹道：”真是太好喝了，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美味的粥，要是再加点燕麦粉就更好了。”老人便急忙拿来了燕麦粉，而后穷人又用同样的方法让老人心甘情愿拿来了盐巴、青菜和肉片，就这样一锅粥做好了。

对于这锅粥，起作用的到底是那把斧子还是燕麦粉、盐巴、青菜和肉片呢？同样的道理，以上的举措无一不是市场行为，这与公平贸易组织何干呢？Kagera Coffee Union也不过是一个事实上的大企业，公平贸易组织具体干了什么呢？实际上公平贸易最大的两个组织：国际公平贸易标签组织(FLO)和国际公平贸易协会(IFTA)，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发认证，贴标签，号召消费者去购买有认证的产品。本来由政府来设置五花八门的监管机构已属多余，可现在NGO不去做正事，反倒来做政府做过的恶，徒增交易成本。

在沙龙上介绍时，他们说打算设计一种标签挂在公平贸易的产品上，标签上有该产品的设计者和生产者的照片与介绍，让消费者知道他的购买帮助了什么人。这个主意其实蛮有创意的，不过仔细想想大有问题。钱钟书写了《围城》后，有洋女士一定要认识下作者，钱钟书推辞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非要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 一支铅笔从生产、运输到销售都要经过伐木工、石墨矿工、漆匠等无数人的手，消费者已经付过了钱，又有什么理由去一一认识这些生产者呢？可能有人会说，公平贸易所帮助的劳工尤其贫穷和辛苦，那好吧，就拿咖啡豆农民来说，请告诉我有几个农民不贫穷不辛苦？如果受过更好的教育，有更好的条件，他也就不必去种咖啡豆了吧。况且你帮助了这些农民打开了销路，可能有另一些农民的产出就卖不出去了。就算全都帮得过来，那生产出那么多咖啡豆价格一定要下跌，否则你打算填鸭似的往消费者嘴里灌吗？

两年前我在零频道看过一个纪录片叫做《黑金》(Black Gold)，片子谴责咖啡产业中的四家大型公司: Kraft（卡夫）Nestle（雀巢）Proctor &Gamble（保洁）以及Sara Lee（美国食品公司）控制了全球超过70%以上的咖啡豆交易和进出口。他们并不直接从非洲收购，而是通过中间商/非洲本地供应商等中间环节供货，然后在期货等金融衍生品市场上博取有利可图的价格再把原豆消化给全球各地的加工商。中间往往经过6,7个链接的层层加价，到最终零售的时候往往比成本高出十几倍

照这种逻辑任何中间环节都是剥削，都不该存在，连货币都不该存在，通货膨胀还容易有损失呢，干脆退回到原始社会以物易物算了。

而且这种指责跟我们当年批判投机没有任何区别，实际上中间供应商可以迅速找到生产者和需求者，节约各种交易成本，而期货市场分散了风险，保证了产品的稳定供应。产业链长必有产业链长的原因，没有人神奇到可以生生插入一个毫无用途的中间环节。倘若真的发现无用或低效，那么恭喜你，你发现了一个大大的商机，利用还来不及，何来抱怨。

咖啡种植者曾经组建咖啡生产国联盟（ACPC）试图通过劝说咖啡生产国削减出口来刺激价格，然而收效甚微。反过来讲，如果收效颇丰倒是活见了鬼，这跟前几年国内的电视机价格联盟的不攻自破是一个道理，不必多说。

至于垄断的指责，薛兆丰已经说得很清楚，只要不是行政垄断那就不是真正的垄断，“垄断者”始终被潜在的竞争威胁和制约着，收益的始终是消费者。

公平贸易还有一个概念是公平价格（Fair Price）：公平价格，是透过对话及参与所形成的一种相互同意的价格，它不只包含了生产成本，同时也符合了社会正义与环保的原则，它提供了生产者公平的报酬， 同时也考量男女平等同酬的原则，公平贸易商保证尽快的付款予其伙伴，以帮助生产者能度过收获前期或生产前期的财务状况。

就是说当我们在超市捡起一瓶咖啡的时候，不仅要衡量它的生产成本是多少，还要考虑它符不符合社会正义与环保的原则，我付的钱有没有给男女平分，消费者需要考量的还真多。可是当我伫立在咖啡货架前左思右想的时候，我为此耗费的时间成本又改怎么算呢？

巧言令色鲜矣仁，不要看一个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说什么话，而要看他做什么事。同样的产品，他会愿意买更贵的公平贸易产品吗？公平贸易的倡导者劝说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多花一点钱去买有公平贸易认证的商品，因为生产者生活很困难，这对他们是帮助，况且有认证的商品“质量要更好”。我要说的是，消费者不是傻瓜，如果质量更好味道更佳，自然愿意多出钱，不需要什么公平贸易的噱头同样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但如果公平贸易的产品跟其它产品并无二致，却让消费者多掏钱，这不是施舍是什么？

实际上我认为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这个概念也是有问题的，我相信很多企业家可能更看重社会效果而非利润，就是说出发点和求利润的企业是不一样的，不过这一点不重要，市场和消费者也不关心，重要的是效果：劳工有工作有钱赚，消费者能买到需要的产品。但企业没有利润是决计做不起来的，否则就成了慈善，是纯奉献。

我得说为公平贸易做事的人也是发现了商机的人，他们看到了产业链的什么地方可以缩短，看到了哪里可以提高附加值，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办企业来让大家都获益，不需要苦行僧似的非要通过公益的形式无偿帮忙。

我不想一棒子打死，很多社会企业的确是心系百姓。我在这里大放厥词无非是想提醒诸君有些概念拿来捧未必是好事。给市场发错了信号，不仅造成极大浪费，对帮扶对象来说可能是帮了倒忙。那些帮扶对象本可以有尊严的活着，不要让他们在感谢党和政府后面再加上感谢社会企业。

说回公平贸易，平心而论，他们对关税和补贴等贸易保护进行谴责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对这些制度性的障碍才是我们要全力去对付的。至于手里的那把斧子扔掉也罢，否则发展下去没准哪天又要加把镰刀，公平贸易中普遍的集体合作社形式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倾向。

Feel good world是一个美国的公益组织，它通过web2.0的方式培训和组织大学生，帮助这些大学生进行公益实践，以此提高大学生的公益意识和社会创新精神。Feel good world的两位创始人——年轻的女孩儿Kristin和Talis来中国考察，昨天下午和中国的几家NGO小聚了下做了一点交流，感谢心平基金会的伍松兄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机会。

Feel good world是一个极有创意的公益模式，首先美国几十所大学里遍布着一种三明治奶酪店，学生们在里面打工，然后利润所得拿出来用于消除第三世界的饥饿问题。而大学生是未来的世界的领导者，很多企业和机构都希望能够在校园里扩大自己的影响。于是结合点就来了：Feel good world提供一个好玩的平台，它把企业机构的捐款兑换成网站的点数，网站里设置了很多的challenge（挑战），用户选择接受自己感兴趣的挑战并完成它，然后根据其他用户的评分来确定是否完成任务并赢得相应点数。最后用户可以选择如何使用自己的点数，比如把点数赠与某个奶酪店，奶酪店可以把点数兑换成钱来购买原料，也可以用点数来购买Feel good world的公益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challenge也都是公益任务，小到给以前的老师写封感恩的信，大到开展一个公益项目，根据challenge的难度不同获得的点数也不同。对于每一个challenge完成时，挑战者要把照片和视频等证据贴到网站上让大家来评分。而且Feel good world和一些学校合作，某些challenge成为选修课，可以因此获得学分。

会下我问Talis为什么一定要有奶酪店，为什么不把点数兑换成钱直接捐给第三世界。她说首先这是个重要的平台，让大学生锻炼经营能力、公益意识和创新精神；其次捐款投入到奶酪店经营后获得利润再捐出来就放大了捐款，有更多的钱投入消除饥饿的行动。

所以Feel good world就有两部分的公益产出：challenge和消除饥饿。而企业机构得到宣传、大学生得到锻炼、饥饿者和challenge的受益人得到帮助，每个人都从中获益。

另外还有一个乐创意的组织很有意思，不过他们的“公平贸易”（Fair Trade）概念我有点不同意见，需另撰文讨论。

会下认识了很多朋友，还见到了我久仰的本家寇延丁女士，她目前在为四川地震灾区的伤残青少年做一些工作。听说我来自立人，一公斤捐书网的哈哈姐大赞英强给图书管理软件的设计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相信在图书馆的公益组织里，我们由于图书质量和义工的带动，图书利用率是非常高的。大家也都抱怨公共图书馆不愿意跟公益组织分享MARC数据的问题，虽然CALIS成员馆还都指望这玩意儿赚外快，不过我的确知道一些公共图书馆的朋友真心在思考图书馆的服务和使命，如果公共图书馆肯施些牙惠，实际上还要很多边际效用极大的工作可以做。

一次和英强、薛野聊天我提出一个困惑了很久的问题：政府的合法性来源在哪里？无论是缔结契约还是暴力革命，说的都是政府建立之初，而怎么去解释政府如何稳定的延续下来是个重要的问题，这里我是从国民的角度提问，换句话讲，就是说如果第一代国民是通过自愿允约或者被武力征服而承认政府的合法性，那么后代的国民从一出生就生活在这个政府的统治之下，并没有通过自己的授权，那么这时候政府的合法性基础还存在吗？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实际上是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才建立，十九世纪之前，大概出于罗马帝国的传承，人们有乡土性、区域性、或宗教性的效忠，但没有国家观念。典型的欧洲国家为皇室所统治的朝代国家，若高于区域性之效忠，则为由统治性家族所有之君主制。朝代国家可由皇室联姻取得土地，又因分割继承而失地。这一点像极了中国的天下概念。

经济学家常说：政府是不得不承受的恶。无政府主义者如大卫·弗里德曼就曾论证，连一向认为是必须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如法庭、警察，都可以由市场来提供。自从灯塔、蜜蜂授粉等被认为只能是公共产品的现象被科斯、张五常推翻后，人们已经不太容易找出政府存在的理由了。

梭罗在瓦尔登湖生活期间，因为反对黑奴制（Negro Slavery）拒交“人头税”而被捕入狱。虽然他只在狱中蹲了一宿就被朋友保释出来，却激发他写出了《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拘留梭罗是毫无道理的，他彼时独自住在瓦尔登湖边，生活必需品自给自足，没有使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因此也毫无理由向政府纳税。

政府的存在并不是最大的问题，重要的是有没有另外一个与之竞争的政府可供选择，当人们不需要目前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者不满意的时候能不能选择退出或者选择另外一个。当然你可以批评说这是一种真空下的理想状态（虽然我不这么想），我认为解决这一问题还要有私人产权的保证和国界的开放。

《古典自由主义》（David Boaz，同心出版社，2009）一书中提到经济学家布德罗（Donald J. Boudreaux）和霍尔康比（Randall G. Holcombe）对私人社区越来越受欢迎的现象提出了解释。他们把私人社区称作契约政府，意思是这些这些社区由某一个开发商来制定宪法性规则，然后把房产和规则打包提供给购房者，这种做法降低了形成合适规则的决策成本。他们认为“契约政府制度是目前所发现的一种最接近于真实世界的社会契约的东西，因为它是在一种类似于“无知之幕”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还因为所有人都一致同意接受这个契约政府的裁判权。”

在这里各个社区实际上就相当于互相竞争的政府，人们对那些被打包的一揽子个公共服务进行衡量，然后选择最中意的那个。如果私人产权有保证的话，大可以在自己的王国里怡然自得。

上面说的是在不愿意迁徙的情况下，在自己的土地（或房产）上的选择。另一种则是向更符合自己价值观或提供更好公共服务的国家流动。美国曾经自称是自由的世界，全世界的失意者奔向自由的地方。而今天工会等组织逆潮流而动，高举反全球化的大旗，建设贸易壁垒，筑起坚硬的国界。这些试图阻挡本国劳动力价格下滑的人不明白，只要存在国际贸易，有没有国界都不会阻止价格被拉向均衡，所以要么闭关锁国，要么接受它。

“无政府主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允许任何的社会架构——只要他们是经由个体间的自愿契约所形成的。也因此，彻底不同的“政府”和次经济形式都可以形成，个体们可以自行组成“私有”的民主制、共和制或甚至是君主制的“政府”—只要他们自愿这样做。”

正如在私人社区契约政府的例子中看到的，在自由选择的前提上，人们很可能会重新缔结政府，不过我却不认为他们会选择君主制。人类历史的文明演进已经让我们清晰的看到这条路是往更自治的方向发展，这种更分散的状态也更趋于稳定。就像我在《美国的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一文中提到的，之所以美国民众选择的政府结构大同小异，也正是由于这种结构更加稳定。福山关于历史终结的结论或许下得过早，不过判断的方向没有错。

在3月14日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面对台湾联合报关于ECFA的提问，温家宝回答：商签这个协议应该把握好三个原则：第一，平等协商；第二，互利双赢；第三，彼此照顾对方的关切。还表示会通过减免关税，早期收获实现等方式给台湾让利。

对此国民党籍立委吕学樟转述，针对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商签ECFA，大陆透过减免关税、早期收获实现对台湾让利的说法，多名立委认为不妥。建议行政部门往后触及大陆“让利说”时，应修正为两岸谈判对等互利、争取台湾最大利益。行政部门认同这项提议，同意将“让利说”修正定调为上述说法。

台湾绿媒《自由时报》也特稿讽刺温的“让利说”是个“假议题”。

无论温家宝如何表述，大陆政府如何给自己脸上贴金，台湾实不必为这细枝末节浪费心思。只要看上去很美的政策也能够落实的很美，只管闷声发大财即是。

据美国资深两岸问题专家谭慎格所言，十年来看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自由贸易协议（ＦＴＡ），没看到这些与中国签约的国家得到什么好处，像东协国家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也都显示是中国获利，泰国农民本以为其农产品可藉此输往中国，但没想到，后来泰国市场却充斥中国的农产品。

谭慎格的此番言论反映出他对经济常识的极度缺乏了解：关税壁垒是阻碍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最大障碍，实力日渐壮大的工会农会挟天子以令诸侯，明明有更需要收入的求职者愿意以更低的薪水就业，明明有更多的选择让企业降低劳动力成本，工会农会却要搞劳动力市场垄断，霸着工作岗位左右通吃，上演公交车效应。拿呼声最响的台湾农民来说，如果台湾农业受到大陆农产品的冲击，说明大陆农产质量高或者价低，台湾农民应该把挑战当机遇提高产量和质量，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而不是反其道而行维持自己产品的低质高价。台湾不光有生产者，还有消费者，自由贸易和充分竞争最重要的获益者也是消费者，而消费者没有义务为个别封闭行业的高成本买单，生产者也不能绑架消费者，况且每一个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以垄断的生产者身份多得的一点小利一转身就会在消费间被消化掉。更何况资本如果无利可图，即使有壁垒也比劳动力流动的畅通，如果台湾不趁机在阵痛尚可忍的条件下，在两岸贸易的小范围中迎接挑战接受调整，那么东协加三等更大范围的自由贸易势必给台湾带来更难以承受的剧痛。

即使金融危机使人们对华盛顿共识产生了质疑，反全球化的气焰稍长，但自由贸易依然是今天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绿营逆流而动最终只能走向闭关锁国自绝后路。

对台湾是文化沙漠的批评常见于报端，年轻人缺乏国际视野，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电视还是报纸，娱乐八卦永远占据头版，精神世界一览无余，媒体的肤浅却不能开罪于媒体，它们只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台湾民众自身的肤浅。大陆对其国际空间的打压固然是一个原因，台湾人自身的固步自封却更为致命。外部空间尚可拓展，内部寡欲却回天乏力。从经济交流开始逐渐扩展到文化交往，对台湾的方方面面都有泽被后世的好处，如今有一个机会摆在面前却不利用，让人不得不惋叹这种短视。

为弱势群体奔走呐喊固然值得肯定，但绿营却愈来愈表现出明显的民粹主义倾向，只成了弱势群体的高音喇叭，却丝毫不为长远计。绿营不能为了选票再纵容选民的不理性，如果他们真的自视为选民着想，应该设法为这些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劳动力提供提高劳动力素质或就业转向的机会，这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帮助。

就在温家宝答记者问的同一天，台联结合民进党与五十个团体举行反ＥＣＦＡ大誓师，前副总统吕秀莲痛批马英九总统为签ＥＣＦＡ自我矮化、 有辱国格，台联党主席黄昆辉指马英九要强渡关山，让人民忍无可忍，大家应集中意志拚ＥＣＦＡ公投联署，让马二○一二年付出代价，做不成总统！

ECFA的争议与其说是经济考虑，倒不如说是蓝绿阵营间的政治博弈。今天台湾的政治气象已经陷入了意识形态对立的胶着局面。所有的议题最终都变成了标榜政治正确的游戏，动辄给对手扣上“卖台”的标签。冷眼观之，这倒像极了大陆当年的“两个凡是”，只是内容有些不同：凡是对方的提案我都反对，凡是我方的意见我都拥护。双方缺乏信任，绿营上台蓝营就倒扁，蓝营上台绿营就呛马，政府毫无稳定性可言，整日耗费心机互相角力。我们一方面当然乐于看到台湾民众对政府监督的到位，另一方面却不得不为政治架构难以良性运转而忧心。台湾的民主化进程的确不容否定，但台湾在族群分裂的弯路上走得太远已经严重影响了台湾的长久发展，对大陆未来的政治方向也可能起到很坏的示范作用。

对于ECFA，马政府如何做到公开透明，让台湾民众了解整个过程，把民众的不信任降到最低，不仅事关经贸发展、两岸关系，更关系到台湾政治能否回到良性发展的正途。

高新军的《美国地方政府治理案例调查与制度研究》是一本对美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进行过实地调查并总结出来的小书，趁着印象还深刻赶紧做个总结。窃以为研究西方政府结构的精髓不在联邦（或中央），而在地方基层。虽然对本书中作者的少数观点不尽认同，但是书中主观臆断极少，大概是研究对象限制个人发挥的好处，是难得的比较客观呈现地方政府治理生态的研究。

不同于我国的五层政府架构，美国实行的是三层架构，即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而更不同的是我国每一层政府架构之间完全一样，黑龙江一个县和云南的一个县之间没有任何区别。美国的地方政府却各不一样，选择什么样的政府架构由本地民众自行决定，这也可以管觑到权力是如何自下而上的赋予。

基本结构

这里要先介绍下市场在美国政府治理结构中的作用，从美国宪法就可以看出古典自由主义至高无上的地位（虽然现在已经大打折扣），能交给市场自行运作的绝不让行政力量过多涉入。所以下表把美国各级政府和企业做一个比较：

美国政府

*部分由选民选举产生

目前美国地方政府采用的政府组织形式主要有两种：

（1）镇民代表大会或镇民大会+镇经理+镇理事会（Town Meeting）

（2）市议会+市经理+市长（City Council）

第一种是古老的大民主管理形式，适用于人口较少，一般在6万以下的地方。第二种形式最常见，试用范围最广，也有人口比较少的地区采用。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是市长+议会，这种形式权力相对比较集中，常见于人口较多的大城市，如西雅图市。而地方政府类型包括市、镇、县（county，有的译为郡），它们之间没有从属关系，只是人口和占地范围有区别。

市议会和镇理事会

市议会和镇理事会由市民直接选举产生，其中市议会是第二种形式中地方政府的最高权力机构，第一种形式中则是镇民代表大会。议会和理事会规模都比较小，前者7、9、11或13人不等，后者大概3到5人。这些人有的由各选区各自选举产生，有的由全体选民选举产生，各占多大比例则每个地方都有区别。议会和理事会成员每年改选一部分，任期2到3年。还有他们都是兼职，每年只有部分补贴。

镇经理和市经理

第二种形式中的市长实际上相当于市议会的议长或主席，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行政长官。镇经理（Town Manager）或市经理（City Manager）是实际的行政长官，不过这里称他们为经理最适合不过，因为虽说他们是行政长官，却也跟我们通常理解的行政长官很不一样，因为与其把他们看作发号施令的长官，不如理解成被雇佣的打工仔，而决策机构把地方政府的行政事务外包给了打工仔。镇经理或市经理以及他们任命的一套班子实际更像是一个行政服务公司，镇经理或市经理由议会聘用，然后经理再任命自己在各部门的团队。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机构部门都可以由经理任命。确切的说，机构部门分为三类：第一种直接涉及对公共财产的操持，包括住房管理局、再开发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等，这些部门的领导人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第二种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重大，很多部门拥有制定规则的权力，包括人事部、土地规划批准理事会和设计审查理事会等，这些部门的领导人由市议会和镇理事会任命。第三种才能由经理任命，比如历史文物委员会、老年人理事会等。有意思的是其中有的部门可以直接从市场购买，比如彭卡市（Ponca City）直接雇佣当地商会的工作人员成立经济发展局，就是典型的政府购买服务。

专项委员会和理事会

除了行政部门，地方政府还有几十个不等的专项委员会和理事会，全部由不拿薪水的志愿者组成。他们为地方政府的政策提供建议和咨询，也直接参与到政策的制订中。美国地方政府的议案一般是由市政府的各个部门提出，然后各专项委员会和理事会参与决策，然后由议会或理事会通过，市政府来执行。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权力比较大的参与决策的机构都是不领薪水的志愿者，而具体提出和执行政策的是市政府领薪的公务员。

自治机构

各区居民自行组建区理事会，地方政府也下派居民服务中心，二者又各自选出代表成立城市居民理事会，由它与政府的邻里部门共同承担城市社区的管理和开发。

教育系统

教育系统是个比较特殊的部分，它完全独立于地方政府，这点可以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看出原因，各地方政府用于教育的经费比重都在45%以上，有的甚至更高，若想把好钱袋子不出奇招可不行。教育系统的具体架构是由市民直接选举产生教育委员会（选举办法和议会、理事会基本一样），委员同样是志愿者，没有任何薪水。他们对学校管理区（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的所有事务负总责，包括政策制定，课程安排等。而学校管理区的日常事务则由教育委员会任命的学监和助理学监来管理，熟悉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的同学一定对那个令Skinner校长闻风丧胆的学监印象深刻。

财政

和联邦政府、州政府不一样的是，地方政府除了比较大的城市之外是不能有赤字的，因为一不小心就有破产的危险，所以财政预算和执行要谨小慎微。美国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70%～80%用于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这些工作人员中大部分是教师，剩下的又有很大比例是警察和消防员。公务员比例一般是每1000个居民对应公务员10人左右（不含教师），可见政府之小。这点财政搞基础设施建设是不能想象的，所以这基本上是交给了资本市场去筹集。陈志武在《金融的逻辑》一书中谈到过让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的好处，这不仅限制政府的权力还让它不得不向民众讨钱，从而让民众掌握主导权。

基本的介绍就这些了，有人可能会问：说什么政府架构由本地民众自行决定，这不大同小异就这么几种嘛，有本事给我组建个共产主义政府看看。对待这种疑问我可以说，那是因为美国民众的价值取向大同小异，或者有差异也愿意接受制衡。如果有哪个傻X信仰共产主义，那他选择加入朝鲜国籍的难度肯定远远小于忽悠邻居组建共产主义政府。

难得一次周末比工作日起得还早，爬起来去洪范听这期的讲座——《劳动合同法》实施情况研究。洪范的讲座不同于别处的一言堂形式，而是邀请多位各领域持不同见解的学者共同讨论。这种类似于圆桌会议的形式经常会把针锋相对的意见陈于台上直接碰撞，更富思辨乐趣。这次主讲人是夏楠律师，去了才知道夏楠是邓玉娇案的辩护律师，也是传知行的研究员，今天汝清老师告诉我夏楠是85年生人，我看得出他很年轻，却没想到比我还小，又汗颜了。

对于《劳动合同法》的诟病自立法之初就接连不断，更有学者断言此法未及实施，既已失败。如今已经实施二年，夏楠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给做了下介绍，具体调查内容传知行有小册子供下载，地址如下

http://www.zhuanxing.cn/mainr_view.aspx?id=455&class=4

夏楠律师主攻刑法（所以会参与邓案），一位评议人故意问了下他的方向，弦外之音大概是认为夏楠对《劳动合同法》了解有限。关于《劳动合同法》属于经济法还是社会法，会上也有争议，不过参与制订者则强调这是社会法，目的不言自明，不为干预经济只为社会公平。对这种回避实质的论述我实在不敢苟同，此法条条染指经济活动，刻意不谈则有掩耳盗铃之嫌。

谈到经济学，夏楠既是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经济学环境的浸淫自不必说，了解传知行的人也都猜到他应该是站在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对《劳动合同法》评论。而这本小册子与其说是法律评估，倒不如说是经济学实证。

《劳动合同法》的效果是典型的政府干预市场造成的后果，典型到堪称教科书的程度，已经让我怀疑用不用老拿它说事儿了。如果决策者懂一点经济学常识的话，不需要试点都能推导出此法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仅从最低工资、劳务派遣和社会保障三方面做一点引介，其他详细内容参见小册子。

最低工资

《劳动合同法》的最低工资不同于西方工会对劳动市场的垄断，并非是要“保障劳动者的议价权利”，而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延伸，本质是以工代赈。荒谬的是，一个劳动力按照最低工资标准领取的工资和一个家庭所有成员领到的最低保障金基本相同，如此，劳动者为何不歇在家里领低保，有什么理由和积极性去工作呢？

夏楠认为最低工资制本质是一个公平问题。例如广东省对本省户籍人口的统计，《劳动合同法》并未降低本省劳动力的就业率。不过劳动力市场可并不是只有本省劳动力一个市场，还有外来务工人员的另一个市场。对于这些人，由于最低工资的规定使企业边际成本上升，企业宁可少雇点人，尽量雇佣熟练工，这样失业率实际上上升，而且技能不足的劳动力永远得不到锻炼的机会，而这些统计局的统计数字当然不会包含。

劳务派遣

劳务派遣现在主要是在接单工业，特点是临时性，无裁员，无补偿金，无劳动争议，而且劳务派遣有效降低了社保费用，因为社保费用按派遣企业所在地算，一般肯定比工作地标准低。《劳动合同法》规定了若干义务给派遣企业，于是派遣企业对劳工收费更高。实际上劳务派遣现在不光针对低端就业群体，高端就业群体也广泛签订劳务派遣合同，因为在低端就业领域雇佣合同工和派遣工在成本上已经没有太大差别，反倒是高端就业领域因为工资差别大，雇佣派遣工能节省不少成本。

社会保障

根据调查，对于三险中的医疗险和工伤险劳动者还是比较需要，而养老保险则不受欢迎。根据2009年2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解读，农民工享受养老保险是要以持续就业且缴纳保险费为条件，且原则上不能退保。对于流动性很强的农民工来说，当然不愿意如此。更何况即使能够退保也只能够把个人缴纳的部分提出，而企业缴纳的部分则沉淀在本地社保基金里，使本地人口获益。如此劳动力得不到好处，企业更负担沉重，所以雇主宁可多付加班费不想多雇人而多缴保险费。再加上如今农村养老金过低，即使缴纳保险金也没有多少保障，而政府在遥远的未来是否能够如约兑现也是未知数，这两年正在考虑延长工作年限推迟退休的讨论更让人们忧心。

这里我有一点好奇的地方：现在应该是劳动力数量最多，人口红利最大的阶段，而且社会保险也占到了工资的30%左右，为什么社会保障的压力还这么大？未来老龄化时代来临的时候矛盾恐怕更加难以设想。

社科院专门从事企业管理研究的张金昌研究员表示，《劳动合同法》对技术市场影响尤其坏，不允许保证金，没有保密补偿，高技术很容易被转移出去。一个技术人员跳几次槽，技术就都被转移出去了，高科技企业就没有了创新动力，无奈之下只能尽量使用自己人，结果慢慢变成了家族企业，如比较著名的金蝶、用友，都已经走上了这条路。销售行业也一样，一个生手锻炼到熟手，价格秘密等都熟悉，企业这时候倒变成了弱势群体。虽然《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不过也明确排除了用人单位付出了培训费用和违反竞业禁止的两种情况。但为什么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张金昌没有做进一步说明。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中美战略合作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周大伟先生因为自己也开公司，就现身说法，表示他现在雇人非常保守，而且尽量拖长试用期，也不去雇佣会生小孩的女性。实际上根据弗里德曼的描述，美国也走过了一个从保护雇主转向保护雇员，现在又回到保护雇主的道路。当然这种说法会有歧义，这里绝对不是资方与劳方的对立博弈，而是从保护和鼓励创办更多企业的角度出发。

不同意见

《劳动合同法（草案）》课题组组长常凯认为，此法规定的无固定期限合同虽然不被企业认同，但是理念先进的跨国企业自己都主动接受，它对劳动力的忠诚度和工作积极性都有很大帮助，而中国企业显然还没认识到这点。我个人认为这个逻辑是有点问题，企业在市场中优胜劣汰，经营理念先进的企业自然会更赚钱，如果认识不到这点导致经营失败，其结果会由企业自行承担，实在没有理由让外界告诉他该怎么做。

常凯还提到国外企业的成本利润全公开，资方只要拿应得的部分。根据普华永道的调查，薪酬成本占中国企业总成本的比例为7.8%，而欧洲和美国的这一占比分别为21.9%和33.9%。对于这组数字当场就有人指出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企业的经营成本并非只人力成本一项，其他成本过高很容易压低人力成本的数字。比如中国企业的公关费用一直是很大的一块，而且通常是灰色的，不易统计，再加上目前的税费之重，作为唯一的可控因素人力成本的比例偏低就不奇怪了。

中国纺织协会的梁晓晖研究员认为在今天体制环境不改变的前提下，中国缺乏商业机制，所以没法指望市民社会的主动转型来提供劳工待遇等问题，所以《劳动合同法》的保障是必要的。对于这种说法，我认为这恰是说明今天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买方市场，创业环境恶劣企业创业门槛高风险大导致企业数量少，而求职者众，竞争之下自然就有人愿意接受低薪。

会上有人质疑夏楠的观点，举了北大一位老员工的例子：老员工把生命中最宝贵的阶段都奉献给了单位，单位不需要的时候就轻易辞退，实在有失公平。

其实贯穿于这个研究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失语的第三方——求职者。从上面提到的最低工资、社会保障、劳务派遣等几个方面都看出《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后果是导致企业缩减员工，求职者就业困难。北大老员工的确值得同情，但他之所以被辞退，是因为他背后站着一个愿意以更低待遇得到这个岗位的求职者，他的境况应该比老员工更糟，更需要这份收入（否则不会降低要求）。现实中的例子是珠三角的港商台商已经纷纷撤资，转战东南亚。

中国这个国家真是很有意思，虽然绝大多数领域不自由，却依然有少数地方比任何国家都彻底的自由，例如西方企业中工会的势力过大，垄断劳动力市场，中国干脆没有工会。在很多国家开始反对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情况下，中国高举全球化的大旗。当然这两例中政府的理由不同，前者是为了维稳，后者则出于经济数字增长的工具理性。

会后还有人抱怨经济学太宏观太理论，言下之意是不懂得真实世界的运作是什么样子。我想经济学是社会运转的舵手，靠观察经济规律来把握宏观的方向。如果宏观方向有误的话，具体政策运作的越高效灾难就越大。我常喜欢举《朗读者》中大屠杀执行者的例子，高效率的犯错很容易酿成惨剧。这个例子可能有点严重，但道理相同的例子随处上演。

对与会者的讨论，我的总体感受是，《劳动合同法》是个错上补错的恶性循环。第一个错是指创业门槛高，第二个错是阻碍就业。中国民营企业对GDP的贡献达到70%，吸纳就业人口更达到80%，而占用的社会资源却极低。所以与其硬性提高劳工待遇，不如把精力放在打破行业垄断，改善融资环境，降低创业门槛上，让劳动力市场上买方数量提高，劳工待遇也自然而然的会水涨船高。

还有两个会上有争议，我也很想知道答案的问题记下来，希望以后仔细观察：人口红利到底没有用完？民工荒的成因到底是什么？

昨天在Google Reader上读到朋友分享的一篇文章：“反一次性筷子”的闹剧该收场了。我不太习惯在自己博客里转载别人的文章，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以下地址阅读：

http://blog.qq.com/qzone/739083469/1265705406.htm

不知道是不是性格的缘故，我总喜欢不时的挑战下自己的固有思维，所以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加上我从高中开始因为环保主义的影响拒用一次性筷子长达七年，经常包里塞着一双钢筷走到哪吃到哪，就差再自备一只碗就可以要饭了。

虽然我没有办法去一一查证，不过还是觉得这篇文章证据比较靠谱，因为亲戚做过木材相关生意，对木材的昂贵有点了解，所以对绿党所宣传的一次性筷子破坏原始森林的说法也一直很困惑。读完这篇文章我觉得去魅作用很明显，所以就转贴到了豆瓣小组里，没想到反映强烈，很多人推荐和讨论，大家的宽容也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难免会有谩骂的情况。

我这里想说的是看到帖子里有很多豆友质疑速生林木种会破坏土壤导致沙漠化，针对这个质疑我写了一点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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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有朋友质疑速生林木种会破坏土壤导致沙漠化的问题，我对这些树种不了解，不清楚是不是真的有这种问题，网上查了下也没有看到相关的论据，这就要专业人士指点了。

不过曾看过几本经济学的书，稍懂了点经济学规律，我从经济的角度讲一下，就是环境会恶化本质上是因为产权不明晰造成的，河流会被污染是因为这条河流不属于任何人，是无主之地，所以人人都来揩它的油，就出现过度捕鱼投放垃圾等问题，如果它属于某个个人（当然管理成本太高技术上有难度），自然有人去尽心管理自己的财产。同理，如果速生林的确会破坏土壤造成地力的下降，那么林地的所有者肯定就不干了，因为如果自己的土地真的沙漠化了，他的地就不值钱了。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应该让产权所有者去担心，消费者不必考虑太多，市场自然会找到最合适的配置。

当然我们国家土地制度比较特殊，不过据我了解林地的产权已经放开，虽然有年限，但也足够长到林地所有者要为将来的长远利益做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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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电影《教育家》（Die Fetten Jahre Sind Vorbei）里有这样一句话：年轻时不激进是没人性，年老时不保守是没头脑。环保主义者的关怀我很理解，我也曾经很绿，只不过行动前最好先仔细考虑下这会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不要好心办了坏事，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极其有限的，事情的发展往往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豆瓣书店果然是能淘到好书的，上次和英强兄去豆瓣书店给立人第五分馆采书，顺便自己淘了两本，一本是谈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的《双重生命，第二次机会》，另一本就是冯克利的《尤利西斯的自缚》。

正好最近一期开卷八分钟梁文道在介绍Julie  A·Nelson的《Economics For Humans》时 谈到哈贝马斯认为市场经济属于系统的世界，人类生活属于生活的世界，在这个生活世界里面我们寻求彼此之间的认同，找到自己行为的意义，找到自己人生的定位跟价值。而这个这个生活世界正在受到系统，也就是以市场为主的系统世界的侵蚀。

今天的学科分工导致了社会科学的研究向碎片化趋势发展，每个学科自成孤岛，再也难以连成思想体系。我还没有读过哈贝马斯，只是很怀疑这样人为的切割市场与生活的关系。正如本书中提到，许多追求共同目标的左翼人士实际上对经济学规律缺乏基本的了解，人为的计划扼杀了自由选择，也就使市场通过价格信号实现资源配置的作用失灵，所谓牵一 发而动全身，虽然社会主义者可能具有高尚的道德和强烈的关怀，但欲速则不达，再崇高的目标和愿望也要遵循基本的规律，我们的生活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断不能割裂了市场与生活的关系。市场的基本精神在于自由，很难想象没有保障的产权和自由的交换能够产生成熟的市场，正如今天的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不能归咎 于引入了市场，而要责问是什么阻碍了市场发挥它的配置作用。

其实哈贝马斯的本意可能并不是要否定二者的联系，对于市场对人类生活的侵蚀的担忧我十分理解，如何化解这个危机是另一个我缺乏了解的宏大叙事。不过我在这里要强调市场经济的基础地位本意毋宁说是要强调自由主义的基础地位，我个人认为应该把 自由主义作为一个元价值观来看待。殷海光就很反对把自由主义称之为一种主义，因为套上主义一词就已经把它意识形态化了，而它的核心其实十分简单，就在于对个人自由的捍卫。如果个人的自由得以保障，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实在是很个人的事情。左翼人士要求所有人奔向共同目标的同时 也开始越来越肯定自由的价值，可这在逻辑上就是个完全相悖的诉求，小部落的原始社会也许能够成立，在现代的超巨型社会里如何能做到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同时又 能让所有人“统一思想”。所以天然的具备自由主义特质的市场经济实在是生活世界的基础，因此我也很认同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的说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 想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方法论，即把经济学上的信仰扩展到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乃至世界观上也就不无道理。

比较惭愧的是整个冬令营期间我都没能早起，所有晨颂都错过了，连几步之遥的河边都没有去过。最后一天的晨颂时间是同学们读自己写的诗，据说颇有几首好诗，待正阳整理了再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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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中组冬令营第四天开始断网，因为学校放假，第一分馆可能要与世隔绝一段时间了。2月6日我和何馆长撤离，2月7日北大志愿者们和正阳也陆续撤离，只留英强夫妇坚守，至此2010年黄侃图书馆冬令营全部结束，请关注其他分馆冬令营进展。

本次冬令营照片下载地址在这里，欢迎各自认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