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宪政
李炜光老师说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在前两年，他被邀请去河南大学讲座，题目跟今天差不多：宪政与税收。可刚到郑州，主办方就跟他讲：“李老师，这宪政两个字太敏感，还是换了吧，用民主都可以，就是别宪政，我们的通知都已经改了”。
宪政是指一种在宪法之下使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理想状态。它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宪政的实施首先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同时要保障公民的权利，并规定公民的义务。宪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和保障，同时也是对民主政治的制衡。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包括民主政府）权力的滥用，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
简而言之，就是刘军宁的有限政府理论。如今学者谈宪政的已经很多，只要在gov的容忍范围之内，也不会有太多麻烦，不过只是限于学术讨论不免可惜。
关于税收
近两年税收收入增长明显，2007年全国GDP为246619亿，官方数据显示税收收入近五万亿，同比增长三成多，高于GDP增幅20个百分点。不过有学者算了一笔账，将未纳入到税收的项目加起来，实际上达到十万亿。抱歉我没办法找到确凿的数据来源，如果情况属实的话，税收就占到了GDP的40%以上，而计划经济时代最高的时期也不过如此，换句话说，现在成为建国以来税赋最重的时期。
实际上，改革开放后税收制度曾经相当宽松，最低时仅占GDP的11%，所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地方和农村经济活跃。而94年分税制的出世让一切开始倒转，“一种中央财政实力雄厚、地方财力薄弱、国强而民不富的局面正在形成”。地方政府没钱，开始打土地的主意，卖地成风。虽然有人声称通过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税收的大部分支出还是在地方。不过国人好像已经习惯了隔着黑箱子与政府产生联系，所有的程序与操作仿佛都是在异次元世界完成。缺乏有效的监督，官员拨款的随意性，潜规则盛行，真正用来做实事儿的没有人知道有多少。而中央财政方面，关于国库殷实的轶事不断在坊间流传。很多人都知道每年11月份的“跑步前进”，中央财政到年末经常花不完，地方政府、国企、大学纷纷来抢项目，修高速公路、建校舍，总之要在12月31日前把钱都花掉，不能有结余。对于个人，这段时间也就开始收集各种发票用来报销。如此井喷式的突击花钱，其中的黑洞难以想象。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都是国民经济的生力军，它们提供了数量最多的就业岗位，尤其是在新劳动法出台后，企业压缩招聘，就业压力激增的情况下，该项贡献意义尤其重大。而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就是来自于这些企业，它们的税赋压力也最为严重，今年存款准备金率不断提高不啻为雪上加霜，境况进一步恶化，东莞地区的台湾企业也纷纷出逃。实际上在过去几年，由于赋税过重，很多中小企业把资金拿去炒房而不是用来投资再生产。国民经济最活跃的分子把资金和人力投入到不创造任何价值的房地产中，加入到吹泡沫的行列当中，其形势更是危如累卵。
关于出路
李老师自言也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曾经以为税收是个经济问题，现在则认为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问题。“民主的路径选择与中国民主之展望”讲座者王从圣先生也提出一个说法，认为传统上的“经济决定政治”并不正确，应该说政治决定经济才对。公民转型论坛前几期的“计划生育与法治”、“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度基础”、“公民社会——兴起与前景”中，学者们也都把各自的领域的症结归结到政体改革上来，绝非偶然。
中国历史上令人扼腕的断层发生了多次：明朝本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崇祯皇帝财政改革没搞彻底，大砍驿站却没有解决下岗再就业的安顿，逼得银川驿站的小军官李自成造反。清末老佛爷发表西巡谈话，施行改革，内阁已经初具模样，辛亥革命爆发了。也难怪秦晖会说赞成回到大清。究其原因，过去的政改都施行的太晚，等统治者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早已经来不及，导致历史一次次的反复。 延安时期的宪政搞得风风火火，引得各国媒体来采访歌颂，黄炎培问毛：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跳不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GCD怎么能找出一条新路避免？毛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权利是把双刃剑，舞得不好就伤了自己，倒不如把它还给主人。重税固然保证了政府的强势地位，不过如此竭泽而渔，人民也难以供养不断膨胀的无限政府。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每周都会邀请专家学者从不同的专业领域谈民主化转型，以期达到思想启蒙的宣传作用。每次听完一个主题，我脑中的相关概念就全部推倒重新建立，给我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诸位老师说的好，未来的希望在于民主思想的启蒙，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公民社会的建立。
由衷地感谢传知行和投身于这项事业的老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