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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一书，从经济的角度切入探讨文化制度形成的背后因素，阐释金融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和意义。虽然我对其中的一些观点还有质疑，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它给我带来的醍醐灌顶。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说：发展就是使个人更自由。本书提到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人类的制度性文化总在随着生产力和金融市场而演变，其整体方向是个人自由空间的最大化，发展就是使个人自由。最初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时，为了抵御灾害和野兽的侵害，人们迫不得已接受氏族公社的公有制（一万多年后，有些地区倒退回这种原始公有制，只不过那时候叫人民公社），牺牲个人和家庭的自由。一旦农业使人的独立生存能力稍微提高，人们的基本生活单元就从氏族公社缩小到宗族、家庭，人们连成紧密的家庭关系来规避未来的风险和大额开支，在中国，生儿育女是为了“养儿防老”，帮助宗族是为了将来族亲也同样能够帮助自己，本质上来讲儿子和族亲是活的金融保险，孝道和信义则是契约，保证未来的保险能够兑换。这种关系的捆绑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心里，那么当时的法律会有连坐、诛九族等惩罚也就不奇怪了。到了工业社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人的温饱需要，金融市场的发展又将经济互助交易功能从家庭中剥离出来，宗族缩小到离个人更近的“家”，进而个人又从家庭的经济制约中得以解放，给他以最大自由追求自己精神世界的最高境界，是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解放了个人。

这让我又想到了责任这个概念，究竟什么是责任，它从何而来？如果我们每个成年人都有手有脚，心智健全，为什么会要求他人为自己负责？如果家人、爱人、朋友之间有爱的话，为对方做的事应该皆出于自愿吧，如果是迫于压力的话，还谈什么感情呢？以抚养子女为例：一户只是尽到基本的责任，保证孩子的衣食住行和受教育权，其他不管不问；另一户则出于父爱母爱，不仅提供基础条件，还呕心沥血身体力行。请问在这场责任与爱的PK当中是哪方胜出呢？当然，我彻底的质疑责任这个概念是由于它的外延被人为的扩大了，但这不是彻底的否定它，责任到底有没有？有！这里有个前提：在发生交易的时候。商家有责任，因为消费者付给他钱；政府有责任，因为它花纳税人的钱。如果你要强调父子间的责任、夫妻间的责任，对不起，你们之间谈的不是感情，是交易。

我最近在读的另外一本书《美国地方政府治理案例调查与制度研究》里提到：美国的基层政府里面，只有少部分是领薪水的公务员，而大部分工作人员是志愿者，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并分布在各个专业委员会里，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公民，而报酬只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一点点补助。不过完全没有必要为他们感到不平，因为所谓志愿，是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他们把这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并从中得到满足。我又想起在晏阳初图书馆和英强兄的一次谈话，我问他来到这里搞乡村教育是否会觉得放弃了很多东西，他很干脆地回答我：没有，因为我在这里找到了价值。还有王正阳小弟和其他长期志愿者，耐得住寂寞跑到偏远的山区里图的是什么？我告诉你，因为他们“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2006年我甫一毕业来京工作，第一件事自然就是租房，也就是这次经历让我交了两千元学费，认识到江湖险恶和我的很傻很天真。当时那位鼠目獐头一看就不是好人的“房东”把身份证、房产证甚至户口本都让我一一过目后，成功地获得了我的信任，在我把钱交给他的几个小时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更倒霉的是和我合租的德国室友，损失了六千元。当我们去派出所报警的时候，由于骗子的手机号码非实名登记，被警察告知“管不了”。

这件事我以前写过，题目是“强烈拥护手机号码实名制”。OK，我承认我很矛盾，实际上无论是手机号码还是上网，对于实名制，我和众多网友一样，不仅不“强烈拥护”，还“强烈反对”。原因不用我多说，当老大哥盯着你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意识到自由有多珍贵。我虽然不像许多聪明人一样，身披五色马甲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也会有意识地将网络ID与真实身份分离开来。我不喜欢频换马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自己在网络上的一些操作被某些网络服务记录下来，从而使自己的生活或者是思路变得traceable，这样不仅便于回溯过去的某些操作，而且能根据统计来发现自己的偏好，并据此来做些调整和优化。当然，这个前提是那些网络服务能够被人信任，起码保证他不会作恶，我的数据被他记录下来会是安全的，否则如果这些数据同样对其他人traceable，那我无异于脱光了裤子还让人拿着放大镜仔细瞧。事实上如果是在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人们是愿意让渡出一部分隐私的自由来换取更大的便利。而且很多服务业也可以根据消费记录来为消费者量身定制出一套贴心的消费计划。消费者便利，服务商获利，实在是一个Win-Win的结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消费者对隐私的关切就低些，“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局获得总统布什许可，可在没有法院特许状的情况下在国内秘密实施窃听。2005年12月，此事因《纽约时报》揭露而曝光，并引起舆论哗然，美国国民抨击这一行为侵犯公民自由权，并迫使布什决定停止这一活动。

可我为什么还会“用户手机号码实名制”呢？这是在是一个无奈的选择，是试图用隐私权换取信用环境和降低交易成本的权衡。因为我一介草民，既不会杀人放火，也不会反动颠覆，那点猥琐隐私，老大哥也只当我是个小屁孩儿而已。可假证泛滥造成的官方证件没有公信力，民间契约没有说服力则实实在在地影响到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以我之后的历次租房为例，这已然把我逼成一福尔摩斯：对方讲话时有没有顾左右而言他、眼神有没有飘忽不定、房间里的摆设是不是他自己的……信用环境的丧失殆尽造成的是交易成本的大幅上升，道德和价值评判标准的大幅下降，这些缺位了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够重建的起来的。

当然，实名制的法子难免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嫌疑，更靠谱的保障大概唯有独立而完善的司法制度。西方的信用体系为什么那么完善？他们的契约精神是如何形成的？究竟是契约精神推动了司法的完善还是完善的司法孕育了契约的精神？对这个问题我显然还给不出答案，不过对于另外一个原因——宗教，我倒有深切的体会。曾经跟英强兄夫妇讨论宗教的时候，新月同学对我说：我们信徒之间都信仰一个共同的上帝，他就像一个共同的家长庇护着我们，在他的下面我们可以互相信任，当时我就明白了这个“头上三尺有神明”，每个人都直接向上帝负责的概念。事实上在美国，一些民间的经济来往甚至不需要契约，只要了解下对方所在的教会就能够互相信任，教会在这里起了一个公证部门的作用。

中国社会就没有存在过良好的信用环境吗？好像也不尽然，雷颐在“生活的历史最重要”的讲座里讲到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小孩子上学放学自己挂着钥匙坐公交，太小的家长甚至会委托陌生人照看一下，根本就没有坑蒙拐骗的概念。对于这种信任，我觉得是根源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那时的国家就是一个大宗族，每个单位都是国家的孩子，被国家牢牢的控制住，以单位为家的孩子们就自然而然地同仇敌忾、互相信任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倒不如说那时候的人们把国家作为信仰，把毛作为上帝。不过这是以几乎全部的自由来换取的信用，相信今天除了部分极左翼，没有人愿意再付出那个代价。

有人又提出拥儒学为国教，以此克己复礼，重建传统信用秩序。正如陈志武在《金融的逻辑》中所说：在传统中国人口流动少、市场范围窄的情况下，儒家文化或者任何传统社会的文化都能胜任这些保证信用、促进契约执行的功能，但是今天公路网、铁路网、空运网等发达，交易金额巨大的情况下，自由成本奇高的传统文化就鞭长莫及了。

由于数字技术的流行，今天我们看电影总是恨不得钻进屏幕捏一把演员的脸蛋儿看看是不是真的。在看The Fall的时候我就不停的怀疑，这些外景不可能是真的吧。直到观后看了导演的访谈才相信它的货真价实。我在豆瓣上翻了N个影评也没有见到有介绍外景的帖子，只好自己考证了。此片辗转18个国家拍摄，至于吴哥窟、长城之类的我就不赘述了，这里只介绍主要在印度展现过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这样满世界的跑，要是别的片子怎么着也得花个八千多万，而导演Tarsem Singh利用自己各地的人脉，每次都是带个微型团队去拍，要不独立电影说什么也不可能拍成这样。

先说邪恶统治者居住的蓝色城市(Blue City)，焦特普尔(jodhpur)，据说因为蚊子不喜欢蓝色，所以把房子都涂成了蓝色。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有效，可以借鉴一下。

Lake Palace

乌代浦尔(Udaipur)的湖中宫殿(Lake Palace)于1754年修建在Lake Pichola的Jagniws Island上，本来是皇族的夏宫，现在已经改建成了一家超豪华酒店。

Jaipur Janthar Manthar

印度人的妻子被囚禁和自杀的地方Janthar Manthar，斋浦尔(Jaipur)。

Fatehpur Sikri Audienzhalle

火药男Luigi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宫殿在法特普希克里(fatehpur sikri)，莫卧儿帝国皇帝阿克巴(Akbar)建来作为首都，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被遗弃，现在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埃舍尔的版画

最奇妙的是这个突然冒出很多士兵的Z形阶梯，像极了埃舍尔的版画，充满了几何的神秘味道，非常的超现实以至于让人怀疑是不是真的存在，很难想象造出这么一个雄伟的东西有什么用处。它叫做Chand Baori，是一个著名的梯井(stepwell)，坐落在印度斋浦尔(Jaipur)附近，已经有五六百年的历史，大部分时间这个人造景观是掩盖在水下，不过有意思的是它的作用也不是猜测中用来蓄水的，而是国王根据水面到达的高度来决定这一年收多少税，所以说这些台阶应该是方便计量所置吧。根据雨量收税，还是蛮体察民情的。

另外强烈推荐和纪录片Baraka比较着看，看到巴厘岛的猴子舞(Kecak Dance)和伊斯兰的苏菲舞(Sufi whirling)出现在里面，我当时就震惊了。各视频网站的视频不少，我也就不贴了。

Kecak Dance

Sufi Whirling

The Fall这样一部拍摄手法精湛、想象力丰富的奇片，在筹备的过程中，制片人David Fincher给导演Tarsem Singh介绍了一些电影赞助商，由于理念不合，Tarsem Singh一直找不到愿意投资的人，于是决定用自己拍广告的钱来拍。不过06年的一个电影节上放映该片的时候看到了分歧：人们不知道它是悲剧还是喜剧。这让 Tarsem花了两年的时间去找院线发行，直到08年才得以上映。

还要强调的是影片开头的几分钟黑白慢镜头华丽的一塌糊涂，给人MV的感觉，大概是导演拍广告积累出的审美吧。据说此片是学习保加利亚导演Zako Heskija的Yo Ho Ho，有机会找来看看是否风格相似。

美国比其他国家富有的本质在哪里？是创造出更多的财富？那么财富的本质是什么？是实业？农业和制造业？那么服务业呢？既然今天美国的服务业已经占到GDP的七成以上，是不是说明美国提供了极其优质的服务呢？可是他们究竟提供了什么优质的服务，使穷国和富国间的差距这么大。同样是理发服务，在美国和在中国可能相差十倍、几十倍的价格，但是看起来理发的服务质量好像很难有那么大的差别，打个极端的比方，如果实现了大同世界，国界消失了，人们可以自由迁徙，那么这种差别很可能就会逐渐拉平。它现在之所以存在，倒不如说是国界带来的成本，根据基本的“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原理，在美国国界内的人由于收入较高，都愿意以更高的价格购买服务，价格自然就抬上去了。

这样看来好像创造财富的并不是服务业，那么到底是什么呢？前面提到由于收入普遍较高所以抬高了服务业的价格，那么为什么他们的收入高呢？我认为，这个财富的泉眼还在于农业和制造业这种实业。不过别误会，我得出这种结论不是要否定服务业，相反，我深深地认同关于服务业同样创造财富的观点，只不过这两个财富的含义有所区别。

之所以在美国服务业的比重如此之高，是经济模式高度发展的结果，实业所占的比例萎缩，不代表它不重要，此时的实业更像是不倒翁底部的铁块，虽然比例不大，密度却极高，作为全部重量的基础来保证不倒翁永远屹立不倒。今天的服务业可以说是“依附”于事业，为实业提供服务，并不断衍生，从而构建出多层次的、发达的服务业，以至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实业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而之所以说与“服务业同样创造财富”的观点不冲突，是因为实业者也认为服务业提供的服务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因此也乐于将实业创造的财富贡献给服务业，从这个意义上讲，服务业也同样参与了财富的创造。不仅如此，今天的服务业高度发达，很多制造业从前期市场调研到后期的销售环节都外包给了专业的服务公司，加工制造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环，大部分成本都已经交给了服务业。譬如金融业，如果没有它把异地的资本和未来的收入流融入创业者的血管，今天的世界将会很不一样。这样看来，究竟是谁在创造财富，实在很难清清楚楚的剥离开来。

不过话又说回来，有人说：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技术，三流企业做产品。从纯粹追逐利益的角度看，这种说法当然没错。但是从经济的健康来考虑，没有地基的楼房肯定是危险的。当然这种担心有点杞人忧天，只要市场足够自由开放，看不见的手自会去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服务。

对于小国而言，由于国际市场的开发，本国实业缺位也问题不大，像新加坡就可以专心做金融和贸易而不必担心吃不上饭。但是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实业不完善，这个世界养得起我们吗？中学课本总提我国经济太粗放，要提高产品附加值才行。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各种类型的经济各司其职都要发展，实在没必要这么贬低基础产品吧。

以上的观点只是个人的一些胡思乱想，可能很山寨很不成熟，甚至可能一些基础概念都没有厘清，只是一直有这些困惑，希望有高人指点，闭门造车终究是找不出答案的。

其实再极端一点来解构：凭什么说农业和制造业是实业，服务业就不是呢？制造业不过是把各种原料加工组装成产品吧，农业也不过是将种子、水和肥料等加工到一块儿，这与用剪刀、染剂和洗发水加工出的发型有多大差别呢？也没见谁能凭空拉一坨大米或电器吧。

我看经济学总像个孩子玩毛线球，顺着理了半天却找不到线头在哪儿。有些时候想得多了就变得像打太极，“太级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演万物”。最近在读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一书，据说是实在看不下去宋鸿兵的《货币战争》泛滥于江湖，于是搬出大炮打蚊子。《货币战争》上到机场书店，下到地摊走卒，都摆在最显眼处（虽然要我看二者并没有多大差别），我倒不是不相信群众的眼光，只不过金融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趁着这次危机落井下石实在不地道。美国的金融业玩的多彩缤纷，倒是真略有过火之嫌，可我国金融业小荷才露尖尖角，也跟着喊疼还早了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