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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托婉容自台北购得此书，不必指望有大陆删节版了，因为读过后发现如果敏感的都阉掉也就剩不下什么了。国人的自宫能力较强，未动刀已然知道能余几根毛了。
笔触
国内的情况很奇怪，明知道大家看不到，媒体还会议论的很响。正如关于Twitter的新闻很多，却说的是墙外的事。此书也一样，国内媒体上的评论已经很多。 未读之前就看到有文章批评龙应台在此书中有过度书写(over-written)的嫌疑，大抵是说用如此感性的笔触写历史很有些不严肃，本书与其说是学术 著作倒不如说是文学巨制(a blockbuster of a book)。没错，龙应台一贯的“煽情”笔调读者都很熟悉。好比书中有几处比较戏剧化的引出名人就比较惹眼：
例如书中提到台湾光复时来自祖国的国 军疲惫不堪，仪表邋遢，让台湾百姓大失所望。这时刚从日本学习回来的青年岩里政男对大家说：“为了我们的国家，国军在这样差的装备条件下能打赢日本人，是 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们要用敬佩的眼光来看他们才是啊。”岩里政男，后来恢复他的汉名，李登辉。
还有1944年一架美国飞机在父岛被日军击落，九名军官落水，八人被俘。这八人有四人被斩首，四人被杀了煮熟吃掉。那逃脱的一名来自麻州，刚满20岁，被美国潜艇救了。在65岁那年，他被选为美国第四十一任总统，他的名字叫乔治.布什。
老实说我也不喜欢太煽情的文章，不过略带感情色彩好像也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其实说白了，学术作品要求严肃无非是要保持一个中立客观的立场，让读者自行判断。但恰恰是用看似中立的笔调来暗暗引导读者最为难辨，这样反失了初衷，不如由作者自行选择写作的风格。
徽兵
八年抗战甫一落幕，内战枪声旋即响起。若说抵御外敌兴许无话可讲，同室操戈却断不能令国人理解，所以徽兵是个大问题。当时国军徽兵已经完全是抓壮丁，而且基 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连年战乱恐怕已经没有多少壮年存活了。“管管你不要哭”这一节梁文道曾于开卷八分钟里介绍过，是龙应台采访诗人管管，谈他被抓做壮丁 的时候和母亲的最后一面，在整个采访过程中龙不停的插话安慰：管管你不要哭。时隔六十年，提及当年的悲剧还是让这个老人情不能自已。还有八所山东中学的学 生们在老师的保护和带领下辗转到了澎湖，却被国军强迫当兵，当时一个勇敢的学生说：报告司令官我们有话说。然后走向司令台。司令官李振清对卫兵使了个眼 色，卫兵一步上前将该学生用刺刀刺死。当时14岁的张玉法——后来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站在前排，目睹了这一幕。有一天婉容对我说，这件事发生时她的父亲 ——当时14岁的少年兵，也恰好在场目睹了这一幕。 而为学生们奔波、抗议、陈情的七位老师，到了台湾后则被当作匪谍全部枪决。正如刘主席曾经讲过的：幸好历史是由人民写的。一个个独立的个人不仅能从不同的 视角重现鲜活的历史，也能将暂时被“胜利者”颠倒的黑白扭转过来。当然共军凭借“打土豪，分田地”的美丽愿景确实让情况变得有利些，不过这也阻挡不了逃兵 的步伐。书中提到共军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要统一收内裤，让士兵赤身裸体无法脱身。
闪光点不是没有，同是转移学生。河南和湖南衡阳的豫衡联中的学生们，跟着部队从中原辗转到越南，直到1953年才抵达台湾。在越南滞留期间，他们只有一本留守学生赠与的《古文观止》，于是学生们传抄背诵，相互勉励。六 十年后回访大陆的时候，这本书被一页不缺的归还给当年那个留守的同学。
围城
长春，这个我生活过四年的地方，伪满的新京，在日据时代曾是亚洲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很早就有抽水马桶、煤气管道和铺设地下天线，却鲜有人知道国共内战时 这里活活饿死的人数堪比南京大屠杀。从1948年5月23日到10月19日的半年时间，共军将长春守城国军连同普通百姓团团围住，当时负责围城的林彪在部 署中有这样两句话：严禁城内百姓出城；……要使长春成为死城！那时候人吃人，是最常见不过的事。当时他们还不知道，这种惨剧十年后还会出现，而且遍布全 国。关于详情，我在网上找到了一点资料，可以参考。围城结束后，中共中央发来的贺电对此事只字未提，现在不仅没有任何纪念碑一类的东西，连民间流传都没有了声息，只有偶尔挖出的白骨让长春市民感到好奇。
沦陷还是解放
龙 应台的大伯哥，德国人汉兹小时候正逢二战结束德国战败，他们几个小朋友一天见到美国大兵就向他们掷石子，并高喊美国人滚回去。结果美国大兵也回掷向他们东 西，在他们躲闪的时候却发现，落在脚下的是大把的巧克力！而就在这个时候，苏联战俘营里的二百三十八万八千德国战俘，一百万人受虐而死。
脆弱的和平
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我不停地想今天和平的生活秩序有多脆弱，在战争面前，一切往日的秩序都顷刻化为乌有，丛林法则是唯一的秩序，活下来的都是好样的。今天各 个民族都试图维护这和平，因为大家都曾看到，在战争的绞肉机前人命如草芥，尊严是不存在的。不过在时间的冲刷下，战争的痛似乎总会被忘记，这时就会有人冒 出来借着所谓国家、民族之类的大词搅动这安宁，试探和平与战争的临界点在哪。这正如新买来的杯具会被好好保管，时间长了就不在意磕碰，接着反倒想试试它有 多结实，直到杯具爆发。
NHK的纪录片曾谈到当年 日本脱亚入欧没有得到白人的接纳，转而提出“大东亚共荣圈”与西方对抗。无奈亚洲也不认同，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旋即展开。书中提到日本战败时，一日本军医 长对台籍士兵吴平城说：从此你是中国人了，我们是日本人，以后有机会中国和日本和起来打美国吧。这时另一个军医长冲进来训斥道：您到现在还执迷不悟，说出 这种话来。日本就是有太多人想法和你一样，想统一全世界，要全世界的人统统讲日语、穿和服，才会到今日凄惨的地步呀！我想如果人们都能时时保持这位日本军 官的警醒和反思，战争才会真正离我们而去。而渴望大一统的人有没有想过，我们这样想这样做与当年试图统一我们、共荣我们的日本人有什么区别？
立场
很多人都看过《太极旗飘扬》，在内战中兄弟厮杀可能是最撕裂最荒谬的事。不过台湾，这个几易其主的岛屿，经历的可能更撕裂，更荒谬。在日据时代，台湾青年 被灌输了荣誉感后送到各地去为天皇牺牲，光复后紧接着被强征到大陆去打内战，被俘虏后又会被征为解放军打国军。大江大海中采访的陈清山和吴阿吉当年是两个 台湾卑南族的少年，还是半大的孩子就被国军骗去当兵，然后没有来得及跟家人打招呼被扭上船送到对岸打仗，跳水逃跑的直接被机枪扫射。可是战争中又相继被 俘，再被直接换掉军装反过来打，其间各为其主还互相打了很久。后来留在大陆生活了几十年，甚至又参加了朝鲜战争，直到九十年代才回到台湾，这时他们是两个 操着一口河南腔的卑南族老人。而吴阿吉的哥哥，则是个日本兵。还有比这更撕裂、更荒谬的境遇吗？
我想尤其像台湾这样不得不在各种大国势力之间摇摆一不小心就会站错队的小地方，更容易孕育出独立的价值观和态度。太多的磨难让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的同时也明白了权力的角逐有多虚幻，惟有自己的存在才最真实。
我们恨日本人，我们恨美国人，我们恨国民党，我们恨民进党…拜托，我们哪来那么多恨，他们究竟夺走了我们什么，以至于我们宁可牺牲自己的生活乃至生命也要啖其肉，吸其髓。常听有人理直气壮地质问：XXX，你到底站在哪一边？你到底替谁说话？你究竟什么立场？
我可不可以没有立场？我能不能不加入帮派？
套用龙在全书最后的话来回答：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关于对选民贿选的问题，对于基层选举而言，我想根本就不存在贿选的说法，因为作为基层选民，要选择的对象是直接关系自身利益的，如果候选人能满足自己那就 是合情合理。换个角度讲，如果竞选人能够“贿赂”多数选民，令他们都能满意，不恰是赢得了多数人的选择吗。只要他不是借用公共财力和权力，怎么讨好选民都 不过分。不过对于人大代表等角色而言，他们只是选民的代议人，如果在选举中贿赂其它人大代表就要比贿赂站在人大代表背后的无数选民成本小的多，这显然是值 得操作的。电影《米尔克》中我们看到美国的议员之间为各自的议题交换选票，这是否合理合法我不了解（应该了解一下美国的选举法律），不过如果一个议员把 他的票都拿去卖给其它议员而为自己的选民屁事儿都没办成一个，那下台就指日可待了，我想哪个笨蛋也不至于如此竭泽而渔。换句话说，如果议员为了给选民换回更大的利益而在一些小议题上出卖选票，恐怕也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的基层选民没办法对人大代表进行有效的监督，甚至谁是代表都在干些什么都没人知道，还有的选民可能连选票长得什么样都没见过，人大代表们权力寻租也就在所难免了。

最近在读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的李凡老师著的《中国民主的前沿探索》一书，该书本是在香港出版，上次去三味书屋听他的讲座时分到一本。我读书速度较慢，其间常会有些困惑和意见，偶尔记下来权当是读书笔记吧。

最近在读《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回顾与前瞻》一书，第一部分就是哲学与伦理学。哲学是学术的学术，是思想的顶峰。每个人都为自己该怎么活这个问题所困扰，只是多数人被生活赘的无暇顾及，并不代表他们不关心。“启蒙哲学家提出的人要用自己的理性把握自己的命运的原则，就是要从学理上说明，如果一个人的生活与这条原则相违背的话，这种生活就是不值得过的”，我就是想弄明白这个问题，别等到活了大半辈子，有人拿出这本书指着这段话告诉我：兄弟，你这辈子白活了。

今天读到翟振明写的《迷失在“诉诸后果”谬论中的中国哲学学术》一文，说实话没有都读懂，但就我理解的部分有点疑问。作者在文中批评了国内很多学者在哲学研究中犯了“诉诸后果”的谬论：因为某个真理的散播会带来人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就拒绝承认该真理，换句话说，就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评判真理。哲学的原则就是追求普遍必然的真理，我们都朴素的知道，真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我完全赞同翟的观点。

可问题就来了：哲学家不能保证每条真理都是人们乐于所见的，有些我们可能站在一定的高度尽量去消化它，但另外一些恐怕我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比如进化论是我们普遍承认的科学，如果它是真理的话，残酷的“物竞天择”才是符合发展规律的。那么人类社会扶助弱者，照顾残疾人岂不变成了对抗真理。我们今天的物质条件允许我们有这样的道德观，可万一出现某些极端的情况，比如人口膨胀，资源开始严重匮乏的时期，人们是不是就会生出完全相反的原则和道德观，开始拥护这种“真理”。譬如在二战时期，日本人为了优良人种，曾经禁止羸弱的女人产子。《楢山节考》中活到70岁的老人要被长子背到楢山上丢弃。也有人说人类已经开始停止进化，理由是现在的道德观和福利制度让弱势群体也能够生育，物竞天择的规律不再发挥作用。

我对哲学的追求没有任何怀疑，更不是狂热的法西斯，作者也提到哲学家可以讨论价值问题，道德问题，我只是好奇，当真理与道德价值发生剧烈的冲突时，哲学家们还能够不关心后果而独善其身吗？

顺便说一句，忽然想起以前看过一部欧美电影，黑白片，讲的是海难后几个人就挤在一支救生船上，结果不堪重载，大家就把老弱病残抛弃，使其他人活了下来，但获救后领导者被判有罪。谁知道片名麻烦告知，谢过。

假期读完了两本书《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一九八四》。后者活脱脱一个集权者经典教材，我只有摘录的份儿，不敢妄评。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是本思想史入门的好书，这里做个读书笔记。

中国的历史观历来都是一部政治史、精英史，史书更像是为王侯将相立传。如果说政治是显见的毛发，经济、文化乃至市井生活则是下面的皮。脱离了土壤而高谈政治，显然难以还原历史的真相。法国年鉴学派将研究重心从政治史、经济史、大事件、大人物，转到自然环境、社会生活等形而下的东西上，“从阁楼到地窖”，拓展了历史视野，令历史丰满生动起来。

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很主观的东西，写史的人掌握了话语权，将不愿意后人看到的东西剥离出去，把自己看中的东西无限放大。我们的教育是最鲜明的例证，王充和范嗔这样本不受关注的人物被唯物主义史观推到前台，二十四史+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析框架套牢了多数人，人们似乎更习惯带着固有的史观去倒叙着批判历史，全然不知这样带着预设的眼光已经远离真相。历史被书写到今天，每一代人都要摸一把她的屁股吃她的豆腐，说她今天已经沦为风尘女子，只是传说，我也不以为过。横看成岭侧成峰，只有抛弃脑中的预设，集百家之言，用多种史料，历史那扁平的胸部才有机会隆起吧。

思想史为什么有意思，它挖掘人们的心理，要把他某种行为和观念的原始驱动力找出来。更有意思的是似乎最根本原因有时候并非出于文化，而是生理本能，推荐BBC《艺术的诞生》系列纪录片，管中窥个豹。

感谢丫枝兄荐书，让我省了大把的时间。读书跟筛沙子很像，读好书也要有个先后次序的问题，有人带路是最幸运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