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oco

第一次去叁號會所，七拐八拐找到了那扇隐藏在厂区里的大铁门，看《筑梦2008》。

关于体育，中国与日本截然相反。中国的体育似乎与普通百姓没什么关系，只有加油呐喊的份儿。说实话，北京算是挺不错的，健身运动似乎是很多人的习惯，但也没听说谁是因为爱好这个而进了国家队。我们都是看着《足球小将》、《灌篮高手》成长起来的，日本学校里面的体育组织五花八门，《恋する日曜日》里背着一张弓去学校练箭的女孩儿让我羡慕不已，想起小时候自己拿树枝做陋弓的爱好，如果我们那时候像日本这样，说不定我今天也能站在领奖台上呢。中国100枚奖牌，日本25枚，显然不在一个重量级上，可谁敢说我们的全民体育素质比日本强。

现在这种状况也怨不得谁：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需要宣泄，这提供了市场，政府提供财力，望子成龙的父母提供人才，没有人能幸免，都参与到这场集体狂欢中。有人说经历了鼎盛才能不在乎眼前，我且不去讨论这种君临天下的心态是不是健康，只是想知道这次的金牌数量是否能够满足我们的虚荣，让民族主义不再左右一切话语权。

第二天工会给了张奥林匹克公园参观券，让我见识了这个比天安门广场还要大N倍的奥体公园。如果北京市的财政收入能办成这届奥运会，那才真的是见了鬼。这里有人渣的见解，我只附图。

刚做完一个超长测试，忽然觉得这可能是个阴谋，搞调查问卷的人蛮可以把问卷弄成测试的样子，让更多的人愿意填写，学到一计。

和南方的同学难免要聊各自的图书馆，大家戏言这次南方行成了工作交流。

不过深圳图书馆的确给我很大震撼，且不说那牛逼无比的馆舍和先进的RFID技术，光服务理念就比北方强了不止一个档次。尹同学带着我们参观，自豪的介绍自己的单位：走遍全馆无需出示证件、自助借还书、免费上网、拥有N项专利的系统部、分布在全市的自主图书馆。

其实最耀眼的倒不是财力多么雄厚，技术多么超前，对读者的服务理念才是深图最牛逼的地方，深图的员工得毕恭毕敬地对读者服务，读者稍不满意就可以投诉到文化局。当然这可以说这是由于广东人民的权利意识较强，政府服务效率高，促成了深圳图书馆不得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咱们这些同行也不见得非要等到人民权利意识上去了，踢我们的屁股了，才肯往前挪挪，至少别跟爷似的对待读者啊。就说凭证入馆这一项，图书馆本是公共服务机构，凭什么要人拿证，高校馆暂且不说，该不该对外开放还没掰扯明白，你公共图书馆把单位当自己家热炕头就忒过分了。如堂堂国家图书馆那样对不同学历和职称者区别待遇，我已然无语了。（据同事反映，国图此歧视条例近日已经取消）

我去国图时也得跟孙子似的自个儿尽量解决一切问题，唯恐多问一句扰了阿姨玩QQ游戏的雅兴。人这心理也怪，真是千差万别，有的有此遭遇就将心比心暗下决心今后咱可不能这样待别人，有的起了毒誓他妈的此仇不报非君子，此处报不了我拿别人发泄去。大旗底下现在谈什么事都往技术上扯，其实不求什么创新，服务理念到了位，咱们不算是流芳百世，也算是无为而治了。

关于宪政

李炜光老师说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在前两年，他被邀请去河南大学讲座，题目跟今天差不多：宪政与税收。可刚到郑州，主办方就跟他讲：“李老师，这宪政两个字太敏感，还是换了吧，用民主都可以，就是别宪政，我们的通知都已经改了”。

宪政是指一种在宪法之下使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理想状态。它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宪政的实施首先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同时要保障公民的权利，并规定公民的义务。宪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和保障，同时也是对民主政治的制衡。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包括民主政府）权力的滥用，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

简而言之，就是刘军宁的有限政府理论。如今学者谈宪政的已经很多，只要在gov的容忍范围之内，也不会有太多麻烦，不过只是限于学术讨论不免可惜。

关于税收

近两年税收收入增长明显，2007年全国GDP为246619亿，官方数据显示税收收入近五万亿，同比增长三成多，高于GDP增幅20个百分点。不过有学者算了一笔账，将未纳入到税收的项目加起来，实际上达到十万亿。抱歉我没办法找到确凿的数据来源，如果情况属实的话，税收就占到了GDP的40%以上，而计划经济时代最高的时期也不过如此，换句话说，现在成为建国以来税赋最重的时期。

实际上，改革开放后税收制度曾经相当宽松，最低时仅占GDP的11%，所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地方和农村经济活跃。而94年分税制的出世让一切开始倒转，“一种中央财政实力雄厚、地方财力薄弱、国强而民不富的局面正在形成”。地方政府没钱，开始打土地的主意，卖地成风。虽然有人声称通过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税收的大部分支出还是在地方。不过国人好像已经习惯了隔着黑箱子与政府产生联系，所有的程序与操作仿佛都是在异次元世界完成。缺乏有效的监督，官员拨款的随意性，潜规则盛行，真正用来做实事儿的没有人知道有多少。而中央财政方面，关于国库殷实的轶事不断在坊间流传。很多人都知道每年11月份的“跑步前进”，中央财政到年末经常花不完，地方政府、国企、大学纷纷来抢项目，修高速公路、建校舍，总之要在12月31日前把钱都花掉，不能有结余。对于个人，这段时间也就开始收集各种发票用来报销。如此井喷式的突击花钱，其中的黑洞难以想象。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都是国民经济的生力军，它们提供了数量最多的就业岗位，尤其是在新劳动法出台后，企业压缩招聘，就业压力激增的情况下，该项贡献意义尤其重大。而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就是来自于这些企业，它们的税赋压力也最为严重，今年存款准备金率不断提高不啻为雪上加霜，境况进一步恶化，东莞地区的台湾企业也纷纷出逃。实际上在过去几年，由于赋税过重，很多中小企业把资金拿去炒房而不是用来投资再生产。国民经济最活跃的分子把资金和人力投入到不创造任何价值的房地产中，加入到吹泡沫的行列当中，其形势更是危如累卵。

关于出路

李老师自言也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曾经以为税收是个经济问题，现在则认为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问题。“民主的路径选择与中国民主之展望”讲座者王从圣先生也提出一个说法，认为传统上的“经济决定政治”并不正确，应该说政治决定经济才对。公民转型论坛前几期的“计划生育与法治”、“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度基础”、“公民社会——兴起与前景”中，学者们也都把各自的领域的症结归结到政体改革上来，绝非偶然。

中国历史上令人扼腕的断层发生了多次：明朝本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崇祯皇帝财政改革没搞彻底，大砍驿站却没有解决下岗再就业的安顿，逼得银川驿站的小军官李自成造反。清末老佛爷发表西巡谈话，施行改革，内阁已经初具模样，辛亥革命爆发了。也难怪秦晖会说赞成回到大清。究其原因，过去的政改都施行的太晚，等统治者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早已经来不及，导致历史一次次的反复。 延安时期的宪政搞得风风火火，引得各国媒体来采访歌颂，黄炎培问毛：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跳不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GCD怎么能找出一条新路避免？毛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权利是把双刃剑，舞得不好就伤了自己，倒不如把它还给主人。重税固然保证了政府的强势地位，不过如此竭泽而渔，人民也难以供养不断膨胀的无限政府。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每周都会邀请专家学者从不同的专业领域谈民主化转型，以期达到思想启蒙的宣传作用。每次听完一个主题，我脑中的相关概念就全部推倒重新建立，给我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诸位老师说的好，未来的希望在于民主思想的启蒙，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公民社会的建立。

由衷地感谢传知行和投身于这项事业的老师们。

一出门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味道，两点多钟竟然是天昏地暗，怪不得20个国家将在日本进行奥运训练，如果被他们看到这样的天儿，估计吓得金牌扔掉也不来。

每次去中关村我都在北大就下车，否则堵在车上还没我走得快。下车见一老者守着一个贴满了文字的飞机形三轮车给路人讲解，自称志愿万里行宣传道德法制，围观者寥寥。这种事总让我尴尬甚至有些恼火，大概对待每件事都需要一个态度，否则即被指冷漠，但对这种事我找不出一个态度，就像一个尿急的人找不到厕所而当众失禁，也许piss off这个词儿就是打这儿来的。

海龙门口又见几个貌似卖发票的女子迎面匆匆跑过，后面是闪着警灯的城管驱车追赶，透过摇下的车窗我看见丫挺的叼着烟头在大笑。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笑，我只知道今天我的心情很差，很不爽。

正在看《好家伙》，忽然眼前一黑，停电了。

每天除了睡觉和走路都挂在网上，即使停电也没法阻止我上网。用电的东西也较多，光随身带的就有iPod、DC和两个手机，好像脚下的插板总有个什么东西在充电。可现在，我只想把它们都扔到床底下，让我享受一会儿没有电的时间，我现在大概知道为什么黑暗餐厅会如此火爆。

小时候常停电，记忆中尤其是在冬天，于是当时一厢情愿的以为停电是为过年积攒些电力。每快到动画片时间我就站在窗台上看家附近的变压器是不是有人在修，那时的我不会想到有一天我想享受停电。

没有电的荒蛮时代有那时的生活方式，至少还有静谧还有安全感。我大概总想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哪怕它原始。

只停了一个小时，刺眼的人造光线又把我拉回现实，习惯性的抓起键盘。

周一去国家图书馆调研，谈不上什么收获，浅谈辄止罢。

还记得第一次来国图朝拜时手持DV想留些影像回去吹吹牛叉，不料刚到了某阅览室门口就被工作人员喝止，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极大的创伤。这回故地重游，还是心生忐忑。

趁接待的老师还没出来，偷空去办了个读者证。办证100元押金，20元工本费，想多给也没资格，研究生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才可以从第二借阅书库外的书库借书。看来我还属于下等人，许是国图量我等学历职称不够，那些书也看不懂，不借也罢。只是后来听工作人员讲，一、二借阅书库的藏书基本一致。可我在二书库看到的尽是空架子，好书早就被借一空，一书库又读者寥寥。怎一个惨字聊得！好歹我也是图林圈混的人，单位是专业馆，鲜有我所爱，公共馆又不近人情，难得好书，是进亦忧退亦忧。

还是说些别的罢，国图新馆这回采用了很多先进的技术设备，最抢眼的莫过于开始大规模应用RFID这种牛B设备，目前据我所知只有集美和深图采用了，首图大概有，听说有所不同。国图带头采用，估计会带动一些资金雄厚的大馆跟风，光磁条就要超过一元人民币，2500多万册藏书——哈里路亚！

为了方便读者查阅浏览，国图新馆计划将同类的文献放在一处，不再将书、刊和报纸等分开。举措是好，不过计划没有变化快，各家新馆好像鲜有按照规划布置的，就连国图也不例外。有趣的是国图还打算将四库全书原本，包括清朝当时配套的书壳、书架放在新馆的中庭大厅，用玻璃罩起来供读者从各个角度瞻仰。我倒不怀疑国图的保安能力，光传说中地下善本库那银行般的大铁门就让人啧啧称奇了。只是如果计划成真，国图毫无疑问又将成为一大名胜，到时单观光客就不知道会有多少，对其管理和服务能力确是个挑战。

这个调研也没搞到什么特殊情报，每次在国图的培训都会组织参观，能见的估计人人都见过。想看机房不让进，想看古籍库更不可能，新馆舍尚未装修完，还要请示领导，我们只远远的望了一眼，略看了老馆便打道回府了。

昨天和Alice聊天，语言永远是谈不尽的话题。大多数中国人总是很难发出西班牙语中的齿龈颤音（大舌音）「r」，法语中的小舌颤音「r」。，英语中的清齿擦音「θ」和浊齿擦音「ð」。而他们则发不出汉语中的Qi。这大概都是出于母语的影响，汉语中没有上述发音，这对我们来说确是挑战。实际上知道近几年我才开始注意咬着舌尖发出「θ」和「ð」，以往都简化成「s」与「z」了吧。

关于汉语中的齿龈颤音，维基百科有所介绍：

多数漢語中的方言都沒有此音。但湖北的中北部的一部分中原官话区和西南官话区里，即当阳、江陵，钟祥、京山一带，直至神农架北部地区，存在有颤音/r/。 而且此种颤音/r/，多半是由词尾“子”演变而来。^[1]。另外，某些普通話或官话方言的民歌如鳳陽花鼓裡，歌詞「得_兒叮噹飄一飄」裡，如果讀時舌肌放鬆，就會讀出清齒齦顫音。

也许我们对历史课本上“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没什么感觉，但对于那些没有什么历史的国家来说，这的确是令人敬佩和羡慕的事情。听到其对每个中国人都能历数上千年历史的震撼时，我确实挺沾沾自喜：想当年俺们郑和下西洋到汝等小国时，你们还穿着草裙围着篝火为刚割完包皮的小孩子们庆祝成年礼呢.

Technorati我就不说啥了，还没等我尝试就夭折了。Wikipedia可真叫我刻骨铭心，我都数不清换了多少代理了。这回是Flickr，结果也够致命，这意味着我们再也不能看到使用Flickr链接的网页上的照片，更不必说上万的Pro用户的损失。不忍再看了，不能注视这惨淡的人生，不能正视这淋漓的献血。

还有什么可说的，天天在网罗可以访问它的网址，每个都是过段时间就被GFWed，然后我再去找，再被GFWed，方法越来越麻烦。探求知识的自由都被阻挠，还有多少信心和热情去追捧知识。这里是长城的详细介绍，也感谢思科的助纣为虐。

会议在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举行，与会者除了我和同事是年轻的无名小卒外，其他都是北京各大高校图书馆主管业务的馆长和主任，也是对图书馆工作掌握的最详细的老师。会议的前半是几位老师介绍一下目前编目工作的现状、趋势和业务外包新问题，因为建立在对二十多所高校的调查之上，列举的许多数据都很有趣，包括这些数据的PPT不久会挂在交大图书馆的主页 上。

实际上我一直觉得这种会议大概还是那种比较死板满是官话的例会，也准备早点撤。没想到会议的馆长互动和自由讨论部分让人印象深刻，几位老师的发言出乎意料的坦率，第一位馆长就直接了当的说编目工作的意义不大，认为读者并不懂分类与主题，不会去那么检索，而繁多的字段都著录也没有什么必要。听得我十分的不以为然，想站起来反驳几句。还好这是馆长互动部分，听过另外几个人发言，慢慢比较冷静的思考这个话题。由于书目数据来源的多样化，再加上提供编目外包的服务越来越多，大家也都质疑编目工作是否有生存的必要，很多馆长表示不再或者减少编目员的吸收，让这个部门逐渐的自然萎缩退出。大家也都坦率的说编目员也不必有什么生存之虞，旧的业务的萎缩也会带来新的服务需求，要组建新的部门。 再不济，对于这种工作稳定的机构，也会转轨到其它部门。很多馆长考虑问题会比较倾向于效率，其中一位提到一个有趣的说法：香港某大学馆计算，一本书从采购到上架的成本要30港币，该馆长算了一下自己馆大概七块五，可以做个参考，估量一下编目成本的多少。领导者能够这么考虑问题应该是件幸事，总担心图书馆这种机构出于生存的考虑会拒绝变革，现在看来没有那么糟。

下面说说自己的观点：

我完全同意编目部门的确需要缩小，但是对于它的重要性我甚至不敢于妄加评价。而元数据字段设置的多寡无论对于网络信息资源还是传统文献资源也不该是越少越好，在减少不必要的繁杂的前提下还是应该保证它的详尽。对于它的考虑需要前瞻性和向后兼容性，不能单单根据现在的用户利用少就否认它们存在的意义，以现在的信息爆炸速度（有点套话感觉-_-!），简单的著录不可能长时间的满足信息组织和检索的需要，对于未来可能发展的信息系统，兼容性和扩展性的考虑也十分必要。对于编目工作的重要性无可置疑，而无论它向哪个方向转移，我认为图书股也不能完全不需要有人做这个工作，同时相关的更需求驱动的服务拓展也会无限展开。

站在外面思考，编目工作其实需要向上游转移，前提是国家的制度保证和统一的元数据标准。没有比出版者更适合做这项工作的了，他们的学科领域比较固定，出版发行沿革和变化也最清楚，只管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即可。作为最上游，他们提供的书目数据会避免各馆的重复劳动，并保证数据的统一。眼界有限，可能这种想法有什么弊端，但目前窃以为这是最有效的方式。

晚餐席间有老师感慨：现在图书馆什么工作都能外包，机构逐渐成了空架子。这不但是编目部门的“生存危机”也是图书馆的“生存危机”。实际上如果时代的进步真的要求我们被淘汰，那我愿意尽全力去推动这个进程让自己下岗，没有开放的态度做的也不会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