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oco

今天出了点小麻烦，当地的一位老师来教同学们一首旋律比较优美的基督教歌曲，这原本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很多名曲都来自基督教文化，譬如我小时候音乐老师教的《欢乐颂》，至今朗朗上口。可是歌曲结束时那位老师却超出计划讲了几句福音的内容。志愿者们对此明显不悦，义工们也在办公室做了激烈的讨论。
关于立人出现宗教内容，我曾经在第四分馆夏令营时说了下自己的质疑，后来和义工们的交谈和观察让我确信这不是一个宗教项目，但是国人根深蒂固的单一的科学主义信仰让我对宗教内容的出现还是很不安：我怀疑科学主义的合理性，同时也质疑宗教的存在。那么作为一种意见的话，为什么我能够纵容科学主义的传播却不能容忍宗教的进入。对于这两端的坚持都让我感到不安全，所以宁可先培养孩子们独立思考的习惯，让他们在未来选择自己的信仰。
我想未来立人在每个讲座之前，不管孩子们是否能够理解，应该明确的告知这是一种观点，同时还有哪些观点与之相悖，让选择在一开始就摆在孩子们面前。立人是由许多热心于公民教育的人组成，理事和义工们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既有水火不相容的儒家学者、基督教徒、无神论者，也有我这样的怀疑论者，这些人之所以能够达成共识开展这样一个项目，就在于每个人所坚信的宽容底线，一个自信的信仰不会对竞争者的出现感到恐惧，无论他标榜科学还是上帝。

晚上和英强同屋，新月被挤到楼下和何珂共枕。又聊了一晚，最后还是以宗教的话题收场，可见终极问题还是逃不脱宗教。这让我又想起了茶坝夏夜的停电，一般人一定以为这个没有电灯、电视和电脑的时候等于退回到了蛮荒时代，没有任何精神生活可言。实际上这于我们却是精神生活最丰富的时候，活在操场上光脚散步或在院子里秉烛聚坐，总有聊不尽的话题和辩论。

懒床对我来说是永远克服不了的“顽疾”，于是决定放弃参与晨读。不过似乎很难能够懒成，六点钟校园里就会响起催促起床的铃声和音乐，学生们六点三十就要开始早自习，夏天则要六点开始，也就是说五点三十就要起床，课业负担比较起我小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记得小时候每次早起我都安慰自己：熬过学生时代就不会这么辛苦了。结果工作后朝八晚五，也没有多大改观。生产力发展到今天，人类似乎并没有因此从生产中解放出来，工作时间和强度并无明显的减少，反而被“扩大需求”所填充，梭罗的实验好像也没有给现代生活方式多大启发。

有点杯具的是今天来的同学没有想象的多，现在共有20人。不过问题其实也不大，这个人数正适合做比较深入的交流。上午照例是几个破冰游戏，其中一个是转圈识人，我在去年第四分馆的夏令营中做过介绍。

这次北大志愿者郑永安、姜胜寒带来的一个玩法很有意思：志愿者和同学们随机牵住别人的手，连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团打了死结的“麻绳”，任务就是通过大家的协同合作来解开这个结。

志愿者在演示游戏方法

打开“死结”中…

上午的讲座是我们的诗人正阳给同学们讲“诗歌中的自我”，带大家通过读诗来寻找三个问题的答案： 

一、我是谁？

二、我怎样活着？

三、我和自我以及世界的关系？

对于诗我是彻底的外行，这些初中的孩子对于诗的理解力和感悟貌似跟我的水平差不多。不过好像也不能认为年龄越大理解力越强，正阳昨晚就跟我说他的经验是越小的孩子受到成人的污染越小。

下午北大哲学系的俞乐琦给同学们做了讲座：唯一的我。

无论是讲座的俞乐琦还是晚上主持知识竞赛的焦博，都很会调动孩子们的兴趣，大家玩的都很High，这些活动方式和交流技巧值得我们学习。尤其这个哲学讲座，能让这些孩子感兴趣并开始理解和思考确实非常不容易。

志愿者姜胜寒给同学们放了纪录片《宇宙和人》，并做了天文和物理基础知识的讲座。其实这个纪录片的科学主义态度并不是立人所赞同的，不过我们更乐意看到有不同的观点带给孩子们，科学主义作为一种观点也需要人们了解。只是我想以后大概可以对活动形式做一些设计，让持不同意见的人能够直接碰撞。否则孩子们即使第一天和第二天听到的声音不同，他们也未必能够意识到这种不同，让他们及早的了解问题的复杂和多元从而促进其思考是最有价值的工作。

晚上焦博主持的知识竞赛让同学们玩得特别开心，这种活动可以很好的“利用”来调动兴趣。其实今天中国的学生们全部的重心都在做知识的堆叠和信息的累积，至于“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才是真正缺失和立人所努力启发的。对“标准答案”的尊崇闹出的笑话已经很多了，所以说对于知识竞赛，可以“利用”来玩，却不该成为立人教育的一部分。

知识竞赛主持人焦博

紧张抢答中…

残酷的抢答题规则让可怜的冒险小虎队得了负分 =)

走出火车站深吸一口气，爱死了这潮湿的空气，南方也去过几次，冬天来却是头回，所以对眼前的毛毛雨有点缺乏准备。
从蕲春县到青石镇还要再搭40分钟的汽车，在青石中学门口下车，门卫见我就问：你是跟他们一起的吧？看来外地人还真容易被辨认出来，我点点头，便被获准进入，远远看见英强兄和正阳迎了出来。志愿者已经来了八个人，七个来自北京大学知行社，一个来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另外还有一位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的老师。
这次冬令营还是分为初中组和高中组两部分，前四天是初中，第一分馆“馆长”何柯来主持，具体日程安排如下：

青石中学只有初中，高中就得到县城去上了。今天是初一、初二最后一天考试，我们就等学生们考完来报到。不过这次有点小尴尬：第一分馆已经举办过四次冬令营和夏令营，每次都因开放报名导致报名人数过多而不得不从中筛选。这次在招收营员的时候加了些条件限制，张贴通知的时间也有点迟，于是今天报道人数骤减，只有十名同学。幸好后来英强电话确认明天还有十六、七个同学会来，否则以这次志愿者的“豪华阵容”，我们甚至可以搞“一对一式辅导”了。
今晚北大的志愿者在给孩子们放动漫电影《森林大帝》，明天正式开营。
P.S. 果然如他们所说，这里屋外屋内一个温度，刚下火车还觉得润爽宜人，时间一长就体会到渗入骨髓的那种冷了。另外，这里的网速之慢令我打开wordpress后台都要很久，发出这篇稿子是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

中美之间关于网络审查与自由的谈判还在进行当中，分裂成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两大阵营的网民都在等待着另一只鞋子的落地。对依赖 于谷歌各种服务的用户来说，这段等待尤其漫长。谷歌自2006年进入中国后推出了大量的本地化服务，Google地图，Google音乐，Google输 入法…这还不包括Gmail，Google Reader，GTalk，Google日历等包括中文版而不区分地域的服务。谷歌如若退出中国，这些用户将会面临两种情况：
一是谷歌的主业，一个脱离了网络审查的搜索功能更强大，Gmail，邮件组等服务更安全。不过针对中国的本地化服务必将停滞甚至开始缩水。
二是中国推出白名单制度，谷歌的各项服务都被挡在防火长城之外，彻底淡出中国网民的视线。
对于我这样的Google重度用户，第一种前景让我痛并快乐着，第二种则是灾难性的打击，即使会翻墙，与其他Google用户的交流也大打折扣。
面对两种都不甚乐观的前景，我不禁要问：退出中国是不是谷歌的责任，企业责任的边际在哪里？
谷歌的座右铭“Don’t be evil”让人肃然起敬，当初进入中国的初衷也是冀望此举能够改善中国网民的网络空间。如果当初谷歌因为中国的政治环境糟糕而拒绝进入这个国家，转而直接提供中文服务，那么它今天可能不会面对伤害用户的风险。既然接受了这个挑战进入中国，并且培育了大量的用户，这时候突然说走，委实让人难以接受。谈恋爱可以谈不拢就各分东西，而企业却不能说收了钱不替人消灾就拍屁股走人。当然谷歌的盈利模式可能让它不直接向用户收钱，这是技术细节，丝毫不影响企业对用户负责的伦理。
企业唯一的责任是对产品的使用者负责。民众对政府要求过多的责任，政府就会把手伸出来要钱，权力也会扩张。对企业要求过多的责任，它们为了企业形象不受损 而被迫承担，做出“被动的公关”，民众要求越多，这种被动的公关成本越高，最后还是由民众自身来承担，更不必说企业核心的产品可能质量被忽视和企业不堪重 负的轰然倒塌。这样企业疲于公关，民众累于负担的恶性循环最后沦为一场昂贵的秀。
事 实证明谷歌进入带来的技术和引入的竞争，让用户的交流更便利，自由空间更大，近几年网络民意影响公民社会进程的作用有目共睹。谷歌应该继续用具体的服务扩 大这个国家自由的边际，而不是选择放弃。威权体制不具备任何同情心，谷歌的退出不会留下任何涟漪，当初进入中国的初衷和这几年打下的基础都将付之流水。
2006年2月，美国国会召开听证会，向思科、微软、雅虎、GOOGLE四家公司提出质询，质疑他们配合中国政府的网络审查。
我 想企业对政府的不正义要求所采取的举动应该区分为积极配合和消极配合：思科知道自己的设备会被用来支持网络审查，他可以选择不卖，否则就是积极配合；微 软、雅虎可以以保护用户隐私为原则拒绝提供邮箱密码，否则也是积极配合，我猜应该还没有强制力逼他们那么做，否则那几个Gmail用户就没有必要动用黑客 来侵入了。对于思科、微软、雅虎，它们的道德让人质疑，严重点说是犯了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谷歌没有把用户信息交出去，没有把谁置于危险的境地，它已经守住了道德的底线，虽然消极配合的做了搜索结果的审查，但它尽了力，我们不该期望 它做出更多，给它压上不该承受之重，毕竟它带来的远远多于我们失去的。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托婉容自台北购得此书，不必指望有大陆删节版了，因为读过后发现如果敏感的都阉掉也就剩不下什么了。国人的自宫能力较强，未动刀已然知道能余几根毛了。
笔触
国内的情况很奇怪，明知道大家看不到，媒体还会议论的很响。正如关于Twitter的新闻很多，却说的是墙外的事。此书也一样，国内媒体上的评论已经很多。 未读之前就看到有文章批评龙应台在此书中有过度书写(over-written)的嫌疑，大抵是说用如此感性的笔触写历史很有些不严肃，本书与其说是学术 著作倒不如说是文学巨制(a blockbuster of a book)。没错，龙应台一贯的“煽情”笔调读者都很熟悉。好比书中有几处比较戏剧化的引出名人就比较惹眼：
例如书中提到台湾光复时来自祖国的国 军疲惫不堪，仪表邋遢，让台湾百姓大失所望。这时刚从日本学习回来的青年岩里政男对大家说：“为了我们的国家，国军在这样差的装备条件下能打赢日本人，是 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们要用敬佩的眼光来看他们才是啊。”岩里政男，后来恢复他的汉名，李登辉。
还有1944年一架美国飞机在父岛被日军击落，九名军官落水，八人被俘。这八人有四人被斩首，四人被杀了煮熟吃掉。那逃脱的一名来自麻州，刚满20岁，被美国潜艇救了。在65岁那年，他被选为美国第四十一任总统，他的名字叫乔治.布什。
老实说我也不喜欢太煽情的文章，不过略带感情色彩好像也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其实说白了，学术作品要求严肃无非是要保持一个中立客观的立场，让读者自行判断。但恰恰是用看似中立的笔调来暗暗引导读者最为难辨，这样反失了初衷，不如由作者自行选择写作的风格。
徽兵
八年抗战甫一落幕，内战枪声旋即响起。若说抵御外敌兴许无话可讲，同室操戈却断不能令国人理解，所以徽兵是个大问题。当时国军徽兵已经完全是抓壮丁，而且基 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连年战乱恐怕已经没有多少壮年存活了。“管管你不要哭”这一节梁文道曾于开卷八分钟里介绍过，是龙应台采访诗人管管，谈他被抓做壮丁 的时候和母亲的最后一面，在整个采访过程中龙不停的插话安慰：管管你不要哭。时隔六十年，提及当年的悲剧还是让这个老人情不能自已。还有八所山东中学的学 生们在老师的保护和带领下辗转到了澎湖，却被国军强迫当兵，当时一个勇敢的学生说：报告司令官我们有话说。然后走向司令台。司令官李振清对卫兵使了个眼 色，卫兵一步上前将该学生用刺刀刺死。当时14岁的张玉法——后来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站在前排，目睹了这一幕。有一天婉容对我说，这件事发生时她的父亲 ——当时14岁的少年兵，也恰好在场目睹了这一幕。 而为学生们奔波、抗议、陈情的七位老师，到了台湾后则被当作匪谍全部枪决。正如刘主席曾经讲过的：幸好历史是由人民写的。一个个独立的个人不仅能从不同的 视角重现鲜活的历史，也能将暂时被“胜利者”颠倒的黑白扭转过来。当然共军凭借“打土豪，分田地”的美丽愿景确实让情况变得有利些，不过这也阻挡不了逃兵 的步伐。书中提到共军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要统一收内裤，让士兵赤身裸体无法脱身。
闪光点不是没有，同是转移学生。河南和湖南衡阳的豫衡联中的学生们，跟着部队从中原辗转到越南，直到1953年才抵达台湾。在越南滞留期间，他们只有一本留守学生赠与的《古文观止》，于是学生们传抄背诵，相互勉励。六 十年后回访大陆的时候，这本书被一页不缺的归还给当年那个留守的同学。
围城
长春，这个我生活过四年的地方，伪满的新京，在日据时代曾是亚洲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很早就有抽水马桶、煤气管道和铺设地下天线，却鲜有人知道国共内战时 这里活活饿死的人数堪比南京大屠杀。从1948年5月23日到10月19日的半年时间，共军将长春守城国军连同普通百姓团团围住，当时负责围城的林彪在部 署中有这样两句话：严禁城内百姓出城；……要使长春成为死城！那时候人吃人，是最常见不过的事。当时他们还不知道，这种惨剧十年后还会出现，而且遍布全 国。关于详情，我在网上找到了一点资料，可以参考。围城结束后，中共中央发来的贺电对此事只字未提，现在不仅没有任何纪念碑一类的东西，连民间流传都没有了声息，只有偶尔挖出的白骨让长春市民感到好奇。
沦陷还是解放
龙 应台的大伯哥，德国人汉兹小时候正逢二战结束德国战败，他们几个小朋友一天见到美国大兵就向他们掷石子，并高喊美国人滚回去。结果美国大兵也回掷向他们东 西，在他们躲闪的时候却发现，落在脚下的是大把的巧克力！而就在这个时候，苏联战俘营里的二百三十八万八千德国战俘，一百万人受虐而死。
脆弱的和平
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我不停地想今天和平的生活秩序有多脆弱，在战争面前，一切往日的秩序都顷刻化为乌有，丛林法则是唯一的秩序，活下来的都是好样的。今天各 个民族都试图维护这和平，因为大家都曾看到，在战争的绞肉机前人命如草芥，尊严是不存在的。不过在时间的冲刷下，战争的痛似乎总会被忘记，这时就会有人冒 出来借着所谓国家、民族之类的大词搅动这安宁，试探和平与战争的临界点在哪。这正如新买来的杯具会被好好保管，时间长了就不在意磕碰，接着反倒想试试它有 多结实，直到杯具爆发。
NHK的纪录片曾谈到当年 日本脱亚入欧没有得到白人的接纳，转而提出“大东亚共荣圈”与西方对抗。无奈亚洲也不认同，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旋即展开。书中提到日本战败时，一日本军医 长对台籍士兵吴平城说：从此你是中国人了，我们是日本人，以后有机会中国和日本和起来打美国吧。这时另一个军医长冲进来训斥道：您到现在还执迷不悟，说出 这种话来。日本就是有太多人想法和你一样，想统一全世界，要全世界的人统统讲日语、穿和服，才会到今日凄惨的地步呀！我想如果人们都能时时保持这位日本军 官的警醒和反思，战争才会真正离我们而去。而渴望大一统的人有没有想过，我们这样想这样做与当年试图统一我们、共荣我们的日本人有什么区别？
立场
很多人都看过《太极旗飘扬》，在内战中兄弟厮杀可能是最撕裂最荒谬的事。不过台湾，这个几易其主的岛屿，经历的可能更撕裂，更荒谬。在日据时代，台湾青年 被灌输了荣誉感后送到各地去为天皇牺牲，光复后紧接着被强征到大陆去打内战，被俘虏后又会被征为解放军打国军。大江大海中采访的陈清山和吴阿吉当年是两个 台湾卑南族的少年，还是半大的孩子就被国军骗去当兵，然后没有来得及跟家人打招呼被扭上船送到对岸打仗，跳水逃跑的直接被机枪扫射。可是战争中又相继被 俘，再被直接换掉军装反过来打，其间各为其主还互相打了很久。后来留在大陆生活了几十年，甚至又参加了朝鲜战争，直到九十年代才回到台湾，这时他们是两个 操着一口河南腔的卑南族老人。而吴阿吉的哥哥，则是个日本兵。还有比这更撕裂、更荒谬的境遇吗？
我想尤其像台湾这样不得不在各种大国势力之间摇摆一不小心就会站错队的小地方，更容易孕育出独立的价值观和态度。太多的磨难让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的同时也明白了权力的角逐有多虚幻，惟有自己的存在才最真实。
我们恨日本人，我们恨美国人，我们恨国民党，我们恨民进党…拜托，我们哪来那么多恨，他们究竟夺走了我们什么，以至于我们宁可牺牲自己的生活乃至生命也要啖其肉，吸其髓。常听有人理直气壮地质问：XXX，你到底站在哪一边？你到底替谁说话？你究竟什么立场？
我可不可以没有立场？我能不能不加入帮派？
套用龙在全书最后的话来回答：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被训斥

刚才接到二舅的电话，刚拿起来就是劈头盖脸的一番指责：说我没有孝心，国庆去姥爷家空手就去了，走的时候没有跟舅舅打个招呼，进而又扯到我脾气犟， 不愿意 听家里人的意见……虽然通话中我不住点头应允，心里还是不免生气。不过旋刻消解，正如一句话所说：如果太认真，我就输了。
我不愿意把这当成是两代人之间的矛盾，更相信这是两种观念的冲突，因为同代人之间持两种观念的也不在少数。传统观念作为一种意见理应得到尊重，不过它的麻 烦在于它不能尊重其它不同的意见，否则就是不道德。而且它拒绝承认我们的观念和行事可以行得通。有相对开明的亲戚直接跟我讲：你那套在国外行得通，在中国 就是不行！我的两头都是大家庭，平心而论，亲戚间的互相照顾在这个没有任何外部保障的社会里给了家人很多帮助，这也让我一度相当自豪。但是问题也接肘而 至：父母尚能与我对话，但强势的叔姑舅姨们却比父母更乐于参与我的事务。我不停地听到有亲戚评价我太固执、太犟，对此我真是哭笑不得：我一直窃以为自己最重要的性格特征莫过于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哪怕多么荒诞多么蛮横我也尝试着去想想它的合理性，有时候甚至怀疑如此会不会不够决断。我想给出此评价的原因，在于他自 己本身的固执。不同的观念、不同的生活方式在极端保守的人看来永远是刺眼和冥顽不化。我也曾对家人说：如果你们自信有足够的智慧把我的一生都安顿好，那我甘愿束手就擒，否则就放手让我自己来。说来可笑，在这奔三的大道上，我还要为自主权的问题与家人争论，任重道远可真就不是虚的。
其实他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我很理解，在这种传统的北方县城有一个词叫做“走亲戚”，就是说亲戚朋友要靠不停地走动拜访来维持感情，其间的礼尚往来自不必说。我最近的几篇博文都会扯到刚读完的《金融的逻辑》，它简直成了万能公式，可以用来解释很多身边事。我不想再过多推崇此书，毕竟这只是一个侧面的解释， 如果从政治、历史等其它侧面能阐述出这种功力的万能法，我也乐见其成。这里不再赘述其中的观点，只说如今的金融市场虽然问题重重，但总归提供了比过去多得多的社会保障，况且价值观日趋多元，这种传统礼节在历史上扮演的规避风险的角色今天还需要多少？
另外今天的一线城市可谓冰火两重天，极端保守和极度开放难分伯仲，我们不必非要中庸地说取它们的中间点，不过在这道光谱上还是有足够的长度来让每个人选择 自己的那一点吧，庞大的人口基数也足以在我的那一点附近聚集我需要的朋友，至于需要“走动”才能维持关系的人对我也很难有什么启发和帮助，道不同不相为 谋，不要也罢了。
其实此番去姥爷家我本带了礼物，只是随手递给父母没有在姥爷面前晃一晃而已。除了别处的亲戚，我在当地就有五个舅舅，一个姨，还有已成家的表哥、表姐和表 妹，未成家就暂且不论了，如果我临走要挨个打招呼，即使不登门也至少要打九个电话。我低调一点只与父母小聚不扰他人，这有问题吗？
末了我说一嘴：我知道二舅出发点是为我好，也是为了我以后的路走得顺畅一些，长辈训斥我从不反驳，实在意见不合阳奉阴违就是了，实在犯不着惹老人家生气。此番话估计这辈子我都不敢拿出来跟他讲，只是希望他老人家要是哪天不幸看到此文，别误解了我的意思就好。

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一书，从经济的角度切入探讨文化制度形成的背后因素，阐释金融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和意义。虽然我对其中的一些观点还有质疑，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它给我带来的醍醐灌顶。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说：发展就是使个人更自由。本书提到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人类的制度性文化总在随着生产力和金融市场而演变，其整体方向是个人自由空间的最大化，发展就是使个人自由。最初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时，为了抵御灾害和野兽的侵害，人们迫不得已接受氏族公社的公有制（一万多年后，有些地区倒退回这种原始公有制，只不过那时候叫人民公社），牺牲个人和家庭的自由。一旦农业使人的独立生存能力稍微提高，人们的基本生活单元就从氏族公社缩小到宗族、家庭，人们连成紧密的家庭关系来规避未来的风险和大额开支，在中国，生儿育女是为了“养儿防老”，帮助宗族是为了将来族亲也同样能够帮助自己，本质上来讲儿子和族亲是活的金融保险，孝道和信义则是契约，保证未来的保险能够兑换。这种关系的捆绑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心里，那么当时的法律会有连坐、诛九族等惩罚也就不奇怪了。到了工业社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人的温饱需要，金融市场的发展又将经济互助交易功能从家庭中剥离出来，宗族缩小到离个人更近的“家”，进而个人又从家庭的经济制约中得以解放，给他以最大自由追求自己精神世界的最高境界，是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解放了个人。

这让我又想到了责任这个概念，究竟什么是责任，它从何而来？如果我们每个成年人都有手有脚，心智健全，为什么会要求他人为自己负责？如果家人、爱人、朋友之间有爱的话，为对方做的事应该皆出于自愿吧，如果是迫于压力的话，还谈什么感情呢？以抚养子女为例：一户只是尽到基本的责任，保证孩子的衣食住行和受教育权，其他不管不问；另一户则出于父爱母爱，不仅提供基础条件，还呕心沥血身体力行。请问在这场责任与爱的PK当中是哪方胜出呢？当然，我彻底的质疑责任这个概念是由于它的外延被人为的扩大了，但这不是彻底的否定它，责任到底有没有？有！这里有个前提：在发生交易的时候。商家有责任，因为消费者付给他钱；政府有责任，因为它花纳税人的钱。如果你要强调父子间的责任、夫妻间的责任，对不起，你们之间谈的不是感情，是交易。

我最近在读的另外一本书《美国地方政府治理案例调查与制度研究》里提到：美国的基层政府里面，只有少部分是领薪水的公务员，而大部分工作人员是志愿者，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并分布在各个专业委员会里，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公民，而报酬只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一点点补助。不过完全没有必要为他们感到不平，因为所谓志愿，是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他们把这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并从中得到满足。我又想起在晏阳初图书馆和英强兄的一次谈话，我问他来到这里搞乡村教育是否会觉得放弃了很多东西，他很干脆地回答我：没有，因为我在这里找到了价值。还有王正阳小弟和其他长期志愿者，耐得住寂寞跑到偏远的山区里图的是什么？我告诉你，因为他们“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2006年我甫一毕业来京工作，第一件事自然就是租房，也就是这次经历让我交了两千元学费，认识到江湖险恶和我的很傻很天真。当时那位鼠目獐头一看就不是好人的“房东”把身份证、房产证甚至户口本都让我一一过目后，成功地获得了我的信任，在我把钱交给他的几个小时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更倒霉的是和我合租的德国室友，损失了六千元。当我们去派出所报警的时候，由于骗子的手机号码非实名登记，被警察告知“管不了”。

这件事我以前写过，题目是“强烈拥护手机号码实名制”。OK，我承认我很矛盾，实际上无论是手机号码还是上网，对于实名制，我和众多网友一样，不仅不“强烈拥护”，还“强烈反对”。原因不用我多说，当老大哥盯着你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意识到自由有多珍贵。我虽然不像许多聪明人一样，身披五色马甲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也会有意识地将网络ID与真实身份分离开来。我不喜欢频换马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自己在网络上的一些操作被某些网络服务记录下来，从而使自己的生活或者是思路变得traceable，这样不仅便于回溯过去的某些操作，而且能根据统计来发现自己的偏好，并据此来做些调整和优化。当然，这个前提是那些网络服务能够被人信任，起码保证他不会作恶，我的数据被他记录下来会是安全的，否则如果这些数据同样对其他人traceable，那我无异于脱光了裤子还让人拿着放大镜仔细瞧。事实上如果是在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人们是愿意让渡出一部分隐私的自由来换取更大的便利。而且很多服务业也可以根据消费记录来为消费者量身定制出一套贴心的消费计划。消费者便利，服务商获利，实在是一个Win-Win的结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消费者对隐私的关切就低些，“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局获得总统布什许可，可在没有法院特许状的情况下在国内秘密实施窃听。2005年12月，此事因《纽约时报》揭露而曝光，并引起舆论哗然，美国国民抨击这一行为侵犯公民自由权，并迫使布什决定停止这一活动。

可我为什么还会“用户手机号码实名制”呢？这是在是一个无奈的选择，是试图用隐私权换取信用环境和降低交易成本的权衡。因为我一介草民，既不会杀人放火，也不会反动颠覆，那点猥琐隐私，老大哥也只当我是个小屁孩儿而已。可假证泛滥造成的官方证件没有公信力，民间契约没有说服力则实实在在地影响到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以我之后的历次租房为例，这已然把我逼成一福尔摩斯：对方讲话时有没有顾左右而言他、眼神有没有飘忽不定、房间里的摆设是不是他自己的……信用环境的丧失殆尽造成的是交易成本的大幅上升，道德和价值评判标准的大幅下降，这些缺位了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够重建的起来的。

当然，实名制的法子难免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嫌疑，更靠谱的保障大概唯有独立而完善的司法制度。西方的信用体系为什么那么完善？他们的契约精神是如何形成的？究竟是契约精神推动了司法的完善还是完善的司法孕育了契约的精神？对这个问题我显然还给不出答案，不过对于另外一个原因——宗教，我倒有深切的体会。曾经跟英强兄夫妇讨论宗教的时候，新月同学对我说：我们信徒之间都信仰一个共同的上帝，他就像一个共同的家长庇护着我们，在他的下面我们可以互相信任，当时我就明白了这个“头上三尺有神明”，每个人都直接向上帝负责的概念。事实上在美国，一些民间的经济来往甚至不需要契约，只要了解下对方所在的教会就能够互相信任，教会在这里起了一个公证部门的作用。

中国社会就没有存在过良好的信用环境吗？好像也不尽然，雷颐在“生活的历史最重要”的讲座里讲到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小孩子上学放学自己挂着钥匙坐公交，太小的家长甚至会委托陌生人照看一下，根本就没有坑蒙拐骗的概念。对于这种信任，我觉得是根源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那时的国家就是一个大宗族，每个单位都是国家的孩子，被国家牢牢的控制住，以单位为家的孩子们就自然而然地同仇敌忾、互相信任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倒不如说那时候的人们把国家作为信仰，把毛作为上帝。不过这是以几乎全部的自由来换取的信用，相信今天除了部分极左翼，没有人愿意再付出那个代价。

有人又提出拥儒学为国教，以此克己复礼，重建传统信用秩序。正如陈志武在《金融的逻辑》中所说：在传统中国人口流动少、市场范围窄的情况下，儒家文化或者任何传统社会的文化都能胜任这些保证信用、促进契约执行的功能，但是今天公路网、铁路网、空运网等发达，交易金额巨大的情况下，自由成本奇高的传统文化就鞭长莫及了。

由于数字技术的流行，今天我们看电影总是恨不得钻进屏幕捏一把演员的脸蛋儿看看是不是真的。在看The Fall的时候我就不停的怀疑，这些外景不可能是真的吧。直到观后看了导演的访谈才相信它的货真价实。我在豆瓣上翻了N个影评也没有见到有介绍外景的帖子，只好自己考证了。此片辗转18个国家拍摄，至于吴哥窟、长城之类的我就不赘述了，这里只介绍主要在印度展现过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这样满世界的跑，要是别的片子怎么着也得花个八千多万，而导演Tarsem Singh利用自己各地的人脉，每次都是带个微型团队去拍，要不独立电影说什么也不可能拍成这样。

先说邪恶统治者居住的蓝色城市(Blue City)，焦特普尔(jodhpur)，据说因为蚊子不喜欢蓝色，所以把房子都涂成了蓝色。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有效，可以借鉴一下。

Lake Palace

乌代浦尔(Udaipur)的湖中宫殿(Lake Palace)于1754年修建在Lake Pichola的Jagniws Island上，本来是皇族的夏宫，现在已经改建成了一家超豪华酒店。

Jaipur Janthar Manthar

印度人的妻子被囚禁和自杀的地方Janthar Manthar，斋浦尔(Jaipur)。

Fatehpur Sikri Audienzhalle

火药男Luigi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宫殿在法特普希克里(fatehpur sikri)，莫卧儿帝国皇帝阿克巴(Akbar)建来作为首都，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被遗弃，现在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埃舍尔的版画

最奇妙的是这个突然冒出很多士兵的Z形阶梯，像极了埃舍尔的版画，充满了几何的神秘味道，非常的超现实以至于让人怀疑是不是真的存在，很难想象造出这么一个雄伟的东西有什么用处。它叫做Chand Baori，是一个著名的梯井(stepwell)，坐落在印度斋浦尔(Jaipur)附近，已经有五六百年的历史，大部分时间这个人造景观是掩盖在水下，不过有意思的是它的作用也不是猜测中用来蓄水的，而是国王根据水面到达的高度来决定这一年收多少税，所以说这些台阶应该是方便计量所置吧。根据雨量收税，还是蛮体察民情的。

另外强烈推荐和纪录片Baraka比较着看，看到巴厘岛的猴子舞(Kecak Dance)和伊斯兰的苏菲舞(Sufi whirling)出现在里面，我当时就震惊了。各视频网站的视频不少，我也就不贴了。

Kecak Dance

Sufi Whirling

The Fall这样一部拍摄手法精湛、想象力丰富的奇片，在筹备的过程中，制片人David Fincher给导演Tarsem Singh介绍了一些电影赞助商，由于理念不合，Tarsem Singh一直找不到愿意投资的人，于是决定用自己拍广告的钱来拍。不过06年的一个电影节上放映该片的时候看到了分歧：人们不知道它是悲剧还是喜剧。这让 Tarsem花了两年的时间去找院线发行，直到08年才得以上映。

还要强调的是影片开头的几分钟黑白慢镜头华丽的一塌糊涂，给人MV的感觉，大概是导演拍广告积累出的审美吧。据说此片是学习保加利亚导演Zako Heskija的Yo Ho Ho，有机会找来看看是否风格相似。

美国比其他国家富有的本质在哪里？是创造出更多的财富？那么财富的本质是什么？是实业？农业和制造业？那么服务业呢？既然今天美国的服务业已经占到GDP的七成以上，是不是说明美国提供了极其优质的服务呢？可是他们究竟提供了什么优质的服务，使穷国和富国间的差距这么大。同样是理发服务，在美国和在中国可能相差十倍、几十倍的价格，但是看起来理发的服务质量好像很难有那么大的差别，打个极端的比方，如果实现了大同世界，国界消失了，人们可以自由迁徙，那么这种差别很可能就会逐渐拉平。它现在之所以存在，倒不如说是国界带来的成本，根据基本的“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原理，在美国国界内的人由于收入较高，都愿意以更高的价格购买服务，价格自然就抬上去了。

这样看来好像创造财富的并不是服务业，那么到底是什么呢？前面提到由于收入普遍较高所以抬高了服务业的价格，那么为什么他们的收入高呢？我认为，这个财富的泉眼还在于农业和制造业这种实业。不过别误会，我得出这种结论不是要否定服务业，相反，我深深地认同关于服务业同样创造财富的观点，只不过这两个财富的含义有所区别。

之所以在美国服务业的比重如此之高，是经济模式高度发展的结果，实业所占的比例萎缩，不代表它不重要，此时的实业更像是不倒翁底部的铁块，虽然比例不大，密度却极高，作为全部重量的基础来保证不倒翁永远屹立不倒。今天的服务业可以说是“依附”于事业，为实业提供服务，并不断衍生，从而构建出多层次的、发达的服务业，以至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实业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而之所以说与“服务业同样创造财富”的观点不冲突，是因为实业者也认为服务业提供的服务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因此也乐于将实业创造的财富贡献给服务业，从这个意义上讲，服务业也同样参与了财富的创造。不仅如此，今天的服务业高度发达，很多制造业从前期市场调研到后期的销售环节都外包给了专业的服务公司，加工制造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环，大部分成本都已经交给了服务业。譬如金融业，如果没有它把异地的资本和未来的收入流融入创业者的血管，今天的世界将会很不一样。这样看来，究竟是谁在创造财富，实在很难清清楚楚的剥离开来。

不过话又说回来，有人说：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技术，三流企业做产品。从纯粹追逐利益的角度看，这种说法当然没错。但是从经济的健康来考虑，没有地基的楼房肯定是危险的。当然这种担心有点杞人忧天，只要市场足够自由开放，看不见的手自会去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服务。

对于小国而言，由于国际市场的开发，本国实业缺位也问题不大，像新加坡就可以专心做金融和贸易而不必担心吃不上饭。但是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实业不完善，这个世界养得起我们吗？中学课本总提我国经济太粗放，要提高产品附加值才行。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各种类型的经济各司其职都要发展，实在没必要这么贬低基础产品吧。

以上的观点只是个人的一些胡思乱想，可能很山寨很不成熟，甚至可能一些基础概念都没有厘清，只是一直有这些困惑，希望有高人指点，闭门造车终究是找不出答案的。

其实再极端一点来解构：凭什么说农业和制造业是实业，服务业就不是呢？制造业不过是把各种原料加工组装成产品吧，农业也不过是将种子、水和肥料等加工到一块儿，这与用剪刀、染剂和洗发水加工出的发型有多大差别呢？也没见谁能凭空拉一坨大米或电器吧。

我看经济学总像个孩子玩毛线球，顺着理了半天却找不到线头在哪儿。有些时候想得多了就变得像打太极，“太级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演万物”。最近在读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一书，据说是实在看不下去宋鸿兵的《货币战争》泛滥于江湖，于是搬出大炮打蚊子。《货币战争》上到机场书店，下到地摊走卒，都摆在最显眼处（虽然要我看二者并没有多大差别），我倒不是不相信群众的眼光，只不过金融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趁着这次危机落井下石实在不地道。美国的金融业玩的多彩缤纷，倒是真略有过火之嫌，可我国金融业小荷才露尖尖角，也跟着喊疼还早了点吧。